中国文化是多源与多元的

如果我们说历史上有一个所谓的“中国文化”存在的话，那这个“中国文化”不仅是变化的，还是多源与多元的。

从考古学资料来看，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核心区已经形成了多元文化分布的特征，夏鼐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域；苏秉琦将新石器文化分为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以长城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等六大区；严文明将中国新石器文化概括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江浙文化区、燕辽文化区和甘青文化区，从经济类型上，又可划分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三大经济类型区域，他由此提出“中原以外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张光直提出新石器时代多区域文化与交互作用圈理论。所有这些观点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文化多元的现象，这些多元文化都是后来中国文化的源头，即中国文化是多源的。

一方面，经过新石器时代的多元文化共存、接触、交流和融合，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形成中原文化的雏形，经过三代时期中原与东、西方几大文化集团的交流和融合，至周代初步形成以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华夏”的文化认同和夷夏之分的概念，再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国与各自周边文化，如南方的蛮越、北方的戎狄、东方的夷人等交流与融合，更大范围的中国文化区和文化认同形成，为秦汉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进入三代时期以后，虽然形成了以礼乐文化为代表的大文化传统认同，但各地仍然保存了自己的小文化传统，大文化传统与小文化传统共存互动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特色。理解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我们仍然不能预设只有一个单纯的所谓“中国文化传统”。实际上，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同时期都存在过多个更小区域的文化传统。从大小文化传统的视角来看，夏商周朝代政权的更替应该是不同区域文化在认同、接受文化大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夺取主导地位的同时，又以自己的文化不断补充、修正和发展文化大传统的过程。正如赵辉总结三代考古的重要收获时所说：“业已从考古学角度明确分辨出夏商周分别是三种有联系、却不相同的考古文化，各有自己的发祥地，彼此都有一定的并立共存期。三者的关系，并非‘父子’，却似‘兄弟’。按照苏秉琦先生的说法，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存在一种‘大一统观’，将夏、商、周、秦、汉视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这种观念虽然不断遭到质疑，然最终使之化为陈腐者，全赖考古学的证据。”这种大小文化传统的互动现象在后来的历代王朝更替和各种族群之间的互动、融合过程中不断上演，由此，中国文化在不断调整变化之中海纳百川，融合创新，保持活力。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延续的、一成不变的、囊括全国范围的所谓文化传统！

刘师培、傅斯年、劳思光等也都指出先秦诸子具有不同的地域性传统。傅斯年认为，鲁国盛行秉承周代的礼乐文化传统，“于是拿诗书礼乐做法宝的儒家出自鲁国，是再自然没有的事情”。阴阳家则是齐国以及燕国的文化传统的产物，齐人喜作荒诞不经之论，燕人热衷方士之术，“邹子出于齐，而最得人主景仰于燕，燕齐风气，邹子一身或者是一个表象”，同时齐国的上述文化传统孕育了“骨子里只是阴阳五行，又合着一些放言侈论”的“齐儒学”，而有别于鲁国“儒者的正统”。刘师培指出，墨家以宋国为重镇，是因为“宋承殷人事鬼之俗，民习于愚”，并且宋地重厚好蓄藏，“故墨子尊天明鬼之说得而中之”，节用薄葬之说由此起。他还说：“西秦三晋之地，山岳环列，其民任侠为奸，刁悍少虑，故法家者流，起源于此。”关于道家的地域性传统，劳思光认为：“南方哲学思想之代表，即为老子及庄子之学说。”所谓“南方之文化传统，则混合殷人及祝融氏族之文化而成，实是中原之旧文化”，“老子固楚人，庄子宋人，而宋正殷后也”；另外，“南方吴越一带之巫术亦留下某种神秘观念。皆对战国秦汉之思想大有影响”。

谭其骧说：“五四前后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孔子思想，就是儒家的学说，就是纲常名教那一套，我看不能这么说……所有少数民族都各有其独特的信仰与文化，只有少数上层分子在入居中原后才接受儒家思想。”“姑且不讲全中国，即使未讲秦汉以来的历代中原王朝，专讲汉族地区，二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化。所以严格地说，在采用‘中国文化’这个词时，理应包括所有历史时期中国各族的文化才是”。此外，谭其骧还强调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性与地区性问题。

这些中国文化多源与多元的观点以及中国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都很好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延续性与变化性、维持传承与保持活力、上层精英文化与民间大众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总之，我们认为在中国古史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必须首先明确这些观念：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抑或一元的？古代中原华夏文化与周边文化是平等的，互为影响的，抑或一枝独秀？是中原华夏文化的单向传播、同化，抑或双向的交流融合？“中国文化”是古今名实一致的，抑或“中国文化”只是一个概念和认同，其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扩展的？

新资料、新理论和文化比较的研究成果迫使我们必须反思过去的传统史观和概念。只有保持一种开放的史观，我们才可能更全面地认识古代社会和人类文化发展史，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从而开辟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天地，同时为当代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和民族化冲突的大潮流中进行文化交流、融合、创新和发展提供历史的参考。

“中国文明唯一延续论”形成原因探析

有人说，对于一个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的西方学者来说，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兴趣和困惑莫过于以下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像其他古代文明中断了？在地域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地域差异如此巨大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真的是一致的吗？他们是如何维系文化认同和凝聚力、向心力的呢？欧洲有如此多的国家，而中国这么大，却只有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认同，为什么有这种差异？这些问题不仅是作为“他者”的西方学者关注的重点，也是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需要寻找答案的问题。

正如前面所论，中国文化在历史过程中既有相似性、传承性的一面，更有变化、多源与多元的一面，但我们为什么会留下“中国文化具有唯一延续性”这样的印象并特别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呢？

我们认为，大致来说，“中国文化唯一延续论”观念的形成既与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中原文化优越论以及传统的“文化一元论”、正统史观和“大一统”历史思维方式等有密切关系，更与近代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的建构有密切关系，是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建构与想象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印象”。

第一，祖先崇拜思维与共同祖先认同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尊古观念。

在祖先崇拜和尊古观念影响下，特别强调今人与古人之间的血缘纽带，彼此之间血脉既然相承，文化上自然更是传承有序。在这种血缘关系叙述的构建中，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群都被不断地纳入炎黄始祖的华夏血缘大家庭中，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传统成为大家一致认同的对象，由此，古今文化一体感、延续性也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第二，修史、修谱传统强化了古今文化一脉相承之感。

文化传统影响我们的思想观念，而我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重新定义“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两者相互作用。

中国悠久的以正统史观和“大一统观念”为指导的修史传统使得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传承性等观念深入人心。但中国考古学的成就改变了这种受上层文化操控的文献史学对历史的垄断陈述，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另一面，也可能是更真实的一面，即文化的延续性、统一性只是上层文化的某种表面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文化起源的多源性、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发展的变化性才是实质性的特征，正如西汉与东汉虽都是刘姓王朝，在文献中一直被视为一脉相承，但如果没有文献记载，两者之间只从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如器物、墓葬、建筑风格等所展示的文化面貌看，甚至可以说彼此基本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

第三，悠久而独特的汉语言文字的影响。

同一的规范的汉语言文字书写体系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化大传统。数千年来，汉字的一脉相承现象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延续性和一致性的印象，虽然汉语言文字的词汇、结构不断地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处于变化之中，但是“过去，汉字的使用使分散在亚洲各地的人保持一定程度的统一”。古文字学家许进雄说：“数千年来，汉字虽然已由图画般的象形文字演变成非常抽象的结构，但是稍加训练，就可以通读千年前的文献。同样的，不同地区的方言虽不能交谈，但却可以书写和通读一种共通的文字。中国的疆域那么广大，地域又常隔绝，其包含的种族也很复杂，而犹能融合成一体。此特殊的语文特性应是重要的因素。”

第四，“旧瓶装新酒”式思想文化创新方式的影响。

在专制皇权支持下的儒家独尊地位，以及对儒家经典的“旧瓶装新酒”式思想创新方式的诠释造成中国文化，尤其是主导性的思想观念呈现出一种古今延续一致的印象。

在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中，新的思想往往要以旧的名义出现，以防“标新立异”之讥；而在当代，往往是冷饭旧论也要标榜创新，唯恐“缺乏创新”之论。在专制社会和儒家独尊的社会背景下，文化创新一般都是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即通过对经典的重新选择、解读、解释与评价，赋予新的意义，建构新的文本。有人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在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但“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模式之一就是通过对经典的不断重新选择、阐释，以融入新的、时代性的思想与观念，满足不同时代的需要，今古文经传统是既相对又互补的两种手段与方法。所谓“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感觉也由此而产生。

汉代以后，历朝历代都奉儒家思想为官方的指导思想，表现出一种对大传统文化的认同。历史上，历朝历代统治者基本都认同、接受这一大传统文化，以这一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自居，并由此而获得文化上的“正统”地位。

第五，近代民族国家通史叙述构建的影响。

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为满足民族国家“历史记忆”需要而构建的民族国家通史叙述带给我们“中国文化具有唯一延续性”的印象。因为，民族主义观念和近代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构建为了满足强化国民凝聚力，培养具有共同祖先与历史的民族认同，证明近代民族国家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历史悠久而特别强调古今民族、文化的一体性与传承性。正如费正清所说：“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给我们描绘了中国的两个形象，一个强调今天中国同它长期过去历史的连续性，一个强调革命变革和创新的新颖特点。我们需要把这两种形象结合起来。连续和间断毕竟是作为历史的经纬联系在一起的。”有学者指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一方面是历代政府文治武功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史家对民族文化历史系谱精心构筑的结果。”

所谓“民族文化传统”不过是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回忆与遗忘、突出与扭曲等历史记忆的重构手段对历史素材进行阐释与想象而建构出来的时代概念。它常常被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以强化民族的自觉意识、自我认同和“我者”与“他者”民族之间的差异感。

“中国文化唯一延续论”观念的形成、最早“中国”论和华夏民族起源论等的提出以及有关从最早中国到现代中国发展史和中华民族演变史的构建都是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具有时代性的历史解读与叙述，因为满足了中国人寻根和获得群体认同的心理需要，以及培养构建民族国家意识和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现实政治需要而被广泛宣传和大众接受，成为当代中国无可争议的主流历史话语体系。虽然其间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历史叙述体系因受到官方的支持也曾经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汉字的延续，祖先崇拜的血缘传说体系，尊古传统，“旧瓶装新酒”式的文化创新方式，正统观、大一统的历史叙述传统和当代的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等等，造就并强化了中国文化具有唯一延续性的印象。因此，我们可以说，根本上，中国文化具有唯一延续性的观念是具有强烈历史自我认同的中国历史学家基于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国家的时代需要，为塑造民族国家公民的共同历史记忆而建构的“我的”民族国家历史叙述，及其宣传、教育对人们思想观念所产生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叙述带给我们的一种印象，并构成一种我们有关中国历史的认知。这也是历史学的价值与社会作用的一种表现。

中国文化的唯一延续论、民族国家“中国”的古老性等观点的形成和广泛传播就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并通过教育成为我们认知的一部分。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史界革命的目的是要把史料和对史料的解说结合在一起，以提供行动指南和唤起爱国主义意识。”“不对史学进行革命，史学便没有能力促进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保证中国的续存。”其目的就是要培养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强化民族认同和凝聚力，正如梁启超、钱穆、李济等人所提倡的。

作者：徐良高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 , 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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