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柔性屏”背后的中国工业精神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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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于在极度落后并遭到封锁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技术的努力与奋斗,当这种实践被概括为精神符号和行为象征之后,它就被保持在民族的记忆中,变成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因此而获得了更持久的生命。

例如,被“枪毙”掉的运10和红旗仍然“阴魂不散”,虽然它作为产品或研发体系的物质形态已经消失,但它只剩下象征意义的身影却一直纠缠着今天的人们,甚至仍然在影响着历史的走向。运10下马后,围绕着中国要不要再造大飞机的争论从来没有消失过。每当政治气氛允许或出现什么契机,中国再上大飞机的建议就会被重新提出。

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争论在2007年得到一个结果:国务院于这年2月正式宣布中国再上大飞机项目。最后压倒所有反对意见的力量来自一个历史事实:中国曾经造出来过运10。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中国工业精神的力量:虽然运10作为一个项目因被抛弃而以失败告终,但40年前的壮举却永远改变了历史:因为有过运10,所以中国造大飞机的梦想一直不灭;因为有过运10,所以反对中国研制大飞机的人一直不能占上风;因为有过运10,所以国际航空工业界一直对中国“另眼相看”。于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10,竟然继续在塑造中国的历史。

中国自主研制的首款新一代喷气式干线客机C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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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精神能够被顽强地继承下来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从而也塑造了中国人主流世界观的框架。从那个基础被奠定后,中国人从此不再认为自己的国家可以被任何强权所主导:一旦遭受强权的威胁,社会主流思维就会转向认同“强国”;一旦遭受经济上的压制,社会主流思维就会重新讨论“富民”的途径。正是由于这个基础框架的存在,中国社会对于“强国”和“富民”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主流认知在最近十几年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动。

第一个变动是向“强国”的回归。这场回归的起点是1990年代中期的“台海危机”、1999年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2001年中美飞机相撞事件。中国人发现,虽然美国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但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美国把台湾当作“自由民主”世界(即美国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虽然按照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开罗宣言”,钓鱼岛属于中国,但美国从遏制中国的亚太战略再平衡角度,宣称这个岛的控制权属于日本。这种关系的性质使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台湾岛和钓鱼岛是否属于中国最终是由实力对比决定的,所以中国领导层会向被抛弃了十几年之久的国防工业重新投入,而中国社会的主流认知会重新认同“强国”。

第二个变动是对“富民”途径的认知。在1990年代,中国社会对于经济发展方向的主流认知是融入世界市场和“与国际接轨”。但当中国加入WTO之后连遭知识产权压制时,中国舆论对于必须掌握“核心技术”的议论甚嚣尘上,成为促成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方针的社会条件。人们认识到,由美国霸权所维护的国际贸易体系天生具有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压向低端的性质,所以西方国家可以对中国禁运高技术产品,但中国不能不向西方出口稀土和焦炭。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时,中国人不再认为中国可以依靠外资加工组装厂而致富,“以市场换技术”的说法变成政策失误的负面典型,而中国的发展必须依靠中国工业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

当中国社会的认知朝着上述方向变化时,对“强国”和“富民”之间关系的认知也朝着两者本应相辅相成的方向变化。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强国”优先和“富民”优先两个历史阶段后,中国第一次出现把“强国富民”看作是统一体的社会认知。虽然在政治层次上是否能够形成与之相符的方针仍然是不确定的,但这种社会认知的形成及其背后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就是中国工业精神复苏的历史条件。

中国工业精神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要实现“强国富民”就必须依靠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本章第一节所提到的那些“发展型国家”或“新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挤入与大多数较穷国家相对的富国俱乐部。但是,中国仅仅从其人口规模来说也不可能复制它们的模式。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韩国的水平,那么中国的GDP总量就会是美国的两倍多。当今天中国的GDP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时,美国已经“暴跳如雷”,它在自己主导的体系内能容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它的两倍吗?

因此,中国是一个天生的大国命,她只有两个选择:

(1)如果服从美国体系,那么中国就必须在政治上接受台湾和钓鱼岛不属于中国的条件,在经济上接受充当廉价打工者的地位,于是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强国”和“富民”之中的任何一个,遑论同时实现两者。

(2)如果服从自己的大国宿命,那么中国就必须在技术和工业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能够与发达国家鼎足相立,并以自己的发展带动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这样做并非意味着中国要游离于世界市场体系之外,也不意味着中国要与美国发生恶性冲突,但它的确意味着中国必须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工业能力在开放条件下保持政治独立、经济自立和国家安全。由于中国的技术和工业能力尚未达到这种必要的水平,所以鼓舞中国企业敢于在技术上突破的中国工业精神就仍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不信?那你就问问自己,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团结一心奔小康”这两句口号之间,哪一个更能激起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的斗志?

中国工业精神是一种理念,包含着行动者诠释自己利益的价值观、从历史经验凝练出来的信念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行为准则,其作用是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利益冲突的世界中为行动者提供行动指南。今天,中国已经处于与“自力更生”年代完全不同的环境,在那个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也逐渐成为技术和工业发展的主力。因此,中国工业精神的内容将会发生变化,其表现形式也会更新。但是,作为这种精神的内核——自立自强——将会保持下去,并鼓舞中国人敢于走自己的路,不仅在技术上、在工业发展上,而且在制度上。只有想富强的人才会富强,只有想胜利的人才会胜利——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意义。

本文原载于路风著:《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篇幅所限,内容有删节,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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