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积极“引进”外资，到199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各级政府要求中国企业与外商合资的热潮。直到2003—2005年，还发生过一场外资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风潮。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中国事实上大规模“补贴”外资，典型地体现在全球罕见的“内外有别”税收政策上——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是中国企业的一半。所有这些做法都出于一个信念：外资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当然，外资主导的出口部门大量雇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但这也是一出中国版的“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没有技术的工业化）。当今天中国迫切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官方语）时，人们才发现中国工业普遍缺乏技术。
“三段式”政策失败的原因不是出在是否需要引进外国技术上，而是出在放弃自主开发上。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不仅过去、现在甚至未来都存在着吸收、利用和“引进”外国技术的需要；但同样真实的是，技术不是可以在各个主体之间自由移动的物品，消化、吸收并掌握引进的技术需要能力，而技术能力只能在自主开发的实践中生成和成长，不会是引进的直接结果。“三段式”政策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规定为唯一的技术来源，割裂了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之间的联系，使前者成为后者的替代物，而不是补充物，因而排除了自主开发对于掌握进口技术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Chris Freeman针对许多国家为获得技术而引进外资的现象指出：
“技术进口国的这种努力只能得到有限的成功，除非伴之以着眼于加强自主技术能力的制度变化。”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让世界瞩目，但“富民”是否实现？进入21世纪后，当中国经济和贸易规模的增长在美国引发“中国威胁论”时，一位美国观察家Gilboy认为中国“无害”，因为：第一，中国的高技术和工业产品出口被外国企业而非中国企业所主导；第二，中国工业企业深度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设计、关键元件和制造设备；第三，中国企业没有采取多少有效步骤去吸收进口技术并在当地扩散，使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竞争者。
在分析了外资企业占中国工业品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企业后，Gilboy指出：
“中国的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落后于外资企业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它们没有对日本、南韩和台湾企业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发展出的那种长期技术能力进行投资。”
另一位美国学者Steinfeld更加乐观，他说中国在选择加入全球化时也选择了“制度外包”，即将定义社会核心规则、塑造与管理社会内部相互作用的权利让渡给第三方国家。这意味着享受优惠政策的外国企业可以有选择地改革中国国内工业，而中国企业却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为跨国公司提供补充性能力而失去了崛起为领先者的能力。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凭借投身全球化生产成为低成本商品的大规模供应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是“最佳配角”，为“主角”——美国等发达国家——创造大量机会去专注于知识、技术和商业的创新。
在讨论美国是否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衰落时，Beckley指出，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实际上“并不那么中国，也并不那么高技术”——9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生产并由进口元件组成的，只不过是在中国组装的。这几位美国作者的说法真实性另当别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察：中国工业技术能力水平低是中国自己选择的结果。
事实上，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取得了明显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少的人相信中国能够以这种发展模式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换句话说，如果把“小康”当作标准，那么“富民”就将要实现或已经实现；但如果把“发达”当作标准，那么“富民”不但尚未实现，而且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如果不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话。实际上，由“三段式”政策所体现的发展方式，只能使中国工业产生技术依赖、使中国的经济活动被锁定在低端，不但丢掉了“强国”，而且也不能实现“富民”。
从另一个角度讲，美国出现“中国威胁论”也并非空穴来风，如果人们能够理解美国的安全标准是它对其他任何国家具有绝对优势。在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发现中国工业在技术上其实并非“一片荒芜”，而是在一系列工业领域出现了技术突破。如果中国工业是被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加工组装业，那怎么会出现技术突破？难道出现了“灵异”事件？
其实，如果把目光从上述几位美国学者关注的外向型经济部门移开，转向那些在“自力更生”阶段奠定基础的工业——核能、航天、航空、石油化工、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铁路装备、造船、卡车、机床、重型机械、大型计算机等工业，出现这些突破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换句话说，只要稍微观察一下那些今天具有技术能力的中国企业，就会发现其技术源头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自力更生”阶段，而且在“改革开放”阶段坚持自主开发——那些技术突破就是由血脉里流淌着中国工业精神的企业创造的。如果低估在“自力更生”阶段奠定的基础，就一定会产生对中国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误判。以下举三个例子。
由于中国曾经在2004—2006年大规模引进高铁技术，所以一些人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说成是中国高铁技术取得迅速进步的原因。但对中国高速列车技术的分析表明，中国工业之所以能够在引进之后的短短几年内就开发出世界领先的高速列车（如时速可达380公里的CRH380A），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工业不仅本来就具有技术能力，而且还直接使用了自己本来就已经掌握的核心技术——这些技术不但不是引进的，甚至也不是对引进技术“再创新”而来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比引进的技术更先进。
引进技术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中国工业获得了成熟产品所包含的经验，但中国铁路装备工业之所以能够迅速把引进的技术结合于自己的创新，是因为其技术能力基础很强，而这个基础是中国铁路装备工业在长达50多年的自主产品开发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2004年的大规模技术引进，这个工业从来没有中断过产品开发，包括自主开发高速列车。换句话说，这个能力基础的形成过程是60年，不是30年，更不是10年。一旦最初的引进路线在国家方针发生变化的影响下转向自主创新，这个能力基础的能量就迅速迸发出来，在大规模建设高铁的条件下“意外”地把中国高铁技术推向世界领先的位置。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
2015年5月7日，中国首个自主开发的第三代核反应堆“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在福建省福清市开工。要明白为什么中国能够建设这样的核电站，就必须回到历史，把目光投向四川夹江县的一条山谷。
中国开发核动力技术的努力始自1958年，当时在北京组建的一支团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开始研究设计核动力反应堆。1965年，中央决定在四川省夹江地区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于是以北京团队为核心，从全国调集几千工程技术人员在那个从未有过工业踪影的丘陵地带建立起“909基地”。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达到满功率，它在大西南的一个山谷里发出了中国的第一度核电；1971年9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在开发出来第一代核潜艇动力堆之后，从909基地演变而来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几乎20年没有再接到任务，几千人似乎被遗忘在那片山区，并在“军转民”最困难的时期人员大量流失。
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支披荆斩棘的队伍仍然于1980年建成了高通量工程试验堆（是设计反应堆的关键实验设备），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拥有这种堆型的国家。1980年代末，闲着没事干的核动力院自筹资金，开发出来在美国之外绝无仅有的脉冲堆（可用于模拟核爆试验）。就是从这里出去的工程师们，为中国设计开发了秦山一期、二期核电站的反应堆。当中国再次开发新一代核潜艇时，依靠的仍然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在21世纪初年再度依靠引进来发展核电时，这支队伍又差点被抛弃。但从美国西屋公司购买的AP1000问题多多，工期一拖再拖，于是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再次被证明是中国核电发展的大梁。
中国的电信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而当时的国际主流电信技术正在转向数字程控交换。在主管部门的“三段式”方针下，该工业经历了大规模进口国外程控交换机（所谓中国电信业的“七国八制”时代——从七个国家的八个企业进口了八种制式的程控交换机）、合资生产（以上海贝尔为代表）以及模仿开发等阶段。
当这个工业仍然沿着“三段式”道路蹒跚时，解放军郑州通信工程学院的邬江兴团队却于1991年开发出中国第一个万门程控交换机——04机。邬江兴等人参与过1970年代中国军方主导的大型计算机研发项目，在他们参与的项目部分因裁军而下马后转向通信领域，并经过数年的努力以设计5亿次浮点计算机的思路开发出04机。04机经过1992—1993年的实验局阶段，从1994年开始大量进入市场。
这个突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直接导致“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的崛起，致使电信设备成为中国工业中一个罕见的技术研发密集型工业。发人深省的是，04机不是“技术引进”的结果，其开发团队的知识和能力起源于自力更生年代的研发项目，而这个项目也是中国超级计算机的技术源流（04机只不过是这个项目“溢出”的支流），其成果之一就是从2013到目前运算速度名列世界第一的天河二号。
上述例子也表明，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工业精神出现复苏，而它能够被保留下来的关键因素仍然是中国工业在“自力更生”阶段积累起来的能力基础。由于这种能力和精神的基础，当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可以更大地发挥首创精神时，一些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走上了违反“三段式”政策的自主创新道路，而且每每造成中国工业的技术突破。正是因为中国工业精神的存在和复苏，才促成了2005—2006年在国家层次上提出“自主创新”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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