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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屏”背后的中国工业精神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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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日,京东方成都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正式量产,并率先供货给国产智能手机性,被视为打破了“AMOLED手机屏由韩企独霸天下的局面”,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柔性显示屏的量产化,是近年来“中国制造”快速升级、高精尖技术不断涌现的又一例证,而在其背后,则是中国工业精神的强大支撑。路风先生基于对京东方成功实例的研究,在追问后进国家发展动力、创新型企业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工业“自立自强”精神的历史过程和内在意义,从价值内核上揭示出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一个后进国家的企业不可能仅凭利润动机就敢于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而必须具有超越战略的信念。虽然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和作用必须得到承认,但这种信念的来源是社会性质的——所以它不会在任何国家的任何阶段随机出现,而是往往勃发于某个国家的某个历史阶段。在追寻京东方的信念来源时,我们发现了这个企业的战略行动与中国现代化历史力量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也就是驱使一些中国企业采取进取性战略的“意识形态”条件。

什么是“中国工业精神”?从它在现实中的表现看,就是在技术和工业发展上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信奉。这种精神的特征只能以这样一个“古老”或“陈旧”的概念来刻画,既说明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阶段,也说明在经过长期衰落之后,它的留存还是保持着原始的表现形式。

中国工业精神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从革命中诞生的新国家要改变极度落后贫穷的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她又要坚持走政治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为行文简单化,我们这里把前一个目标称为“富民”,而把后一个目标称为“强国”(两个概念指的都是目标,而不是实际状态)。从表面字义上看,“强国”与“富民”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但如果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历史的脉络中,两者之间就可能存在矛盾,由此造成两者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影响了中国工业精神的兴起、衰落和复苏。

对于开国一代的国家领导人来说,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而不是相反。这种思维并不主要是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第一,如果说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那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在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大概没有比中国更开放的了。抗日战争前夕,外资控制着大约42%的中国工业资产。当时外资企业生产了中国60%以上的煤炭、86%的铁矿石、80%的生铁、88%的钢以及76%的发电量;即使是在中国民族资本最强大的工业——棉纺织工业中,外国企业也拥有54%的纱锭和44%的织布机;外资还控制着中国造船工业和各种轻工业(包括木材加工、皮革、卷烟和饮料)一半以上的产量、73%的船舶吨位以及公用事业的大部分;中国的银行业、保险、外贸则更是由外资主导着。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蛮侵略。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市场体系是由以美国霸权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如一位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家指出,自从1940年代末的冷战开始以来,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创造、保持、捍卫和扩大了一个世界自由经济的秩序;同时美国又利用它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地位来服务于自己特定的目的——美国在横跨“两极”和“单极”的时代,一直同时是一个体系的制造者和特权的获得者。这个体系具有的政治性质本来就排斥打破其秩序的任何社会革命,所以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政策。很显然,如果中国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融入世界市场,就不能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于是,中国“倒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友好的苏联阵营。

因此,“强国”优先在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头脑中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困难,由此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先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的阶段却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它在工业发展方面的表现就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于发展重工业和上游工业需要更高的投资强度,所以在投资分配上必然表现出重工业优先的特征。

对于要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来说,19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是比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持续封锁更大的挑战,因为它造成外部技术主要来源的全部中断。但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没有低头,于是从1960年代初直到1970年代末,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上走了一条以“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在存在霸权的世界体系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一种极高的抱负,但中国又处于经济贫困的状态。于是,远大目标与现实资源之间的巨大差距产生出要弥补这种差距的精神动力。虽然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成为中国工业精神形成的标志。

从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意义上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和精神促使中国工业从早期阶段就开始了广泛的自主开发,也激励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献身精神和创造性。这种作用集中体现在已经成为象征意义的“两弹一星”上。

作为工程项目,“两弹一星”开发成功的首要原因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其逻辑同样反映出典型的“战略意图”。开发这些项目的决策不是依据当时中国具备的资源/能力(实际上中国当时并不具备足以开发“两弹一星”的资源/能力),而是保持国家独立自主和安全的必要。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成功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成功

一旦做出这种决策,远大目标与现有资源/能力之间就立刻产生“绷紧”——但由于坚定的政治意志和献身精神,这种“绷紧”反而促使开发者进行更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和各种各样的创新,而突破资源/能力瓶颈的要求本身就成为对所有参与者的激励因素,最后的结果是使中国获得了在通常条件下难以获得的成就。从更大的范围讲,即使在封闭条件下开发出来的产品和工艺不一定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但自主开发所导致的高强度技术学习却奠定了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

“自力更生”阶段最具标志性的自主开发成果当然是“两弹一星”,但其实大大小小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中国机械装备工业为例,继1960年代初制造成功万吨水压机之后,这个工业又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开发成功业内著名的“九大装备”,包括:

(1)最大压力为3万吨的模锻水压机;(2)最大压力为12500吨的卧式挤压机;(3)轧辊宽2800毫米的热轧铝板轧机;(4)轧辊宽2800毫米的冷轧铝板轧机(以上四套设备生产的代表产品是制造大型飞机所用的模锻件、挤压件和铝合金板);(5)外径2毫米—8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管轧机;(6)外径80毫米—20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管轧机;(7)轧辊宽2300毫米的冷轧合金钢板轧机;(8)轧辊宽700毫米的20辊冷轧带钢轧机(以上4套设备生产的代表产品是军工所需的不锈钢或多种合金钢的多种用途,由大到很小很薄的冷轧板、管、带材);(9)压力为1000吨的油压机,用来压制导弹弹头等零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设备只是以主机命名的,而它们实际上是成套的设备系统,包括“主辅配”设备共810种1300台,总净重4.6万吨。“九套”虽然并非完美无瑕,但总体看是成功的。它适用可靠,价格低于原预算,而且当时世界上全部拥有这类整套设备的只有两三个国家。由于这些设备当时主要用于国防工业,所以因保密而长期鲜为国人所知。当中国在世纪之交更加开放后,看到“九大”中的几套设备的美、日、德等国专家无不对中国在1960年代就已经能够自行研制那样的设备并投入生产表示震撼和钦佩。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30年实现了政治独立并奠定了大国基础,但没有实现“富民”。这与过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有关,与中央计划体制的僵化有关,与应对战争威胁有关,特别是因为中国在1960—197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仍然专注国内的政治,没有更早地注重经济建设并发展与世界市场的联系。

这些因素导致中国技术进步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滞后,正如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言:

“我国在五十年代新建设的工业,当时在技术上是比较先进的。近二十年,工业先进国家进行了几次技术革新,而我国则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因而也扩大了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

于是,在“强国”的前提下实现“富民”就成为“文革”结束时的社会主流愿望,体现在中国政府于1974年首提并在1976年之后重新确认的“四个现代化”上。在那个历史关头,重新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赢得了中国社会的巨大热情和支持,对“科学的春天”的向往成为促成政策改变的社会基础。

当“富民”重新得到强调时,实行对西方国家开放并融入世界市场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但不能忘记的是,中国能够在1970年代末实行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是“强国”的基础已经奠定。这个关系在逻辑上很清晰:由于美国是世界市场体系的“老大”(主导着对华封锁),所以中国能够向西方国家开放并融入世界市场的前提是中美和解;中美和解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其动机是为了结束使美国陷入泥潭的越南战争并联合中国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

因此,如果要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向西方开放,就必须理解为什么中国掌握着美国退出越南战争的钥匙并成为一个抗衡苏联的关键力量——那是坚持“强国”的结果。今天的许多人已经把中国可以开放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却忘记开放的条件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而获得这种条件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是前辈做出牺牲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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