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到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内部有争论的情况下，毛泽东的选择是很清楚的。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的口号一直非常响亮，那就是“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但仔细阅读这些都是有条件的，句式通常是“只要美帝国主义如何如何，我们就…”，其实美国它并没有想要进攻北越，只是轰炸而已。有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对越南方面承诺，只要美国进攻你们，我们就怎样怎样。刘少奇在旁边提醒他说，美国可能不会进攻，只是轰炸，毛泽东就没有接这个话题。总之现实情况是美国从来没有进入北越，至于轰炸该怎么解决，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个人认为，王栋选择六十年代作为他的研究还是很有眼光的。六十年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在我的研究视野里，中国的外交史写作更多集中在七十年代，因为这是随着政治发展需求来进行宣传介绍的。七十年代虽然是文革，但是打开中美关系是文革毛泽东外交的一个重大的亮点，也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共继承的毛泽东各种政治遗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可能受个人兴趣的影响，我觉得六十年代是最值得研究的年代，因为这个年代是中国外交空前活跃、中国领导人空前的激动、毛泽东等人空前地热衷于外交事务的年代。大概五十年代有过一段，但是从没有像六十年代那样投入那么多的精力，把中国的外交看作是实现自己理想极端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那个时期的外交活动非常多，也可能和档案开放有关系，可能后来的领导人其实更关注外交。

但以邓小平为例。他在1979年访美后对身边人说，我的外交任务完成了，以后哪也不去了。之后18年他再也没踏出过国门，把全部兴趣的绝大部分放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上，也就是改革开放。他见外宾的经历都被搜集出来了，加一块也没说过多少话。他后来回忆说，1985年他托人给戈尔巴乔夫带信，说如果你能接受中国的三个条件——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军撤出阿富汗、苏联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我们就实现正常化。他的口气就是你到北京来也行，我也可以破例去莫斯科。那时候邓小平已经多大年龄了？他所说的破例，我看写中苏关系的人都没有理解是什么意思，所谓破例就是79年访美结束后，他在飞机上对身边人说的那句话：“我以后再也不出国了”。但为了使中苏关系能够实现正常化，推动苏联新领导人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他说我破例了，哪怕你年轻不愿意来，我八十岁了也可以过去，可见他对国家所获战略利益的看重，用这种承诺的方式来推动。举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虽然档案没有公布，大概也能看出中国领导人对外部事务的兴趣从来没有像六十年代那么浓厚，所以六十年代很值得专门的研究。此外六十年代的开放档案也非常丰富、数量巨大，这些是最基础的研究条件。也欢迎有感兴趣的听众加入到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中。

今年初，人民出版社和博源基金会共同出版了一本中美关系两百年的图册，这本图册收集了中美关系各个年代的照片，非常好看。前言中，王缉思先生提出了一个我们长期困惑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其实中国是中心，至少我们中国人应该关注自己在中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讲？首先，根据这本画册的断代，其实中国人是以自己的历史来划分中美关系史的。比方说，我们讲近代中美关系史是以作为中国近代开端的鸦片战争来划界的，而非以美国的历史来划。之后的三个不同阶段——辛亥革命后、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后，都是按中国人的历史来给中美关系划分阶段的。可见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来叙述这段历史。但事实上，我们过去的中美关系史书写并没有把自己放在这段历史的中心，对中国对美政策的书写、研究远远不够。

例如，我们中国人之前写的最优秀、质量最好的中美关系史著作是陶文钊先生的《中美关系史》，从民国时期写到2010年。但里面大量书写的是美国对华政策史，或许书名应该改为叫《美国对华关系史》。它的主体都是美国，视角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影响、调整过程，虽然时间上按中国历史断代，内容上却都是美国视角。

究其原因，首先是我们的学术发展比较晚，改革开放以后才有认认真真的学术研究，八十年代积累，九十年代出成果；第二是在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各个领域中，中美学术交流开始的最早，促成了进步的同时也受到了影响；第三就是美国档案的开放，数量大、内容丰富、透明度高，我们做历史研究就是这样，没有档案就不敢说话。我说做当代史研究本身就是一场冒险，跟赌局一样，很多情况下你没有档案，单靠判断就有风险——有时候你做了半天研究，最后档案出来的时候就被推翻了。而且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海量的档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允许学者根据自己的规范去自由检索，我们的判断错误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判断上的失误进入到教科书就会影响接触这些知识的学生的思考质量。这个问题非常大。我们会重视食品的质量问题、水污染问题，但我们不太重视知识污染、精神质量问题，这个同样会像不合格食品一样，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所以我觉得，像王栋这样的年青一代，将来在这个领域是能有很大发展的。我是77届的学生，当我在反省我们这一代上学做研究的时候，我们看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书中影响最深的有三本：一个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个是丁名楠等人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还有刘大年先生的《美国侵华史》。在学习阶段，我们所理解的中美关系的核心部分就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包括那个时代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等，基本视角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新民主主义也罢旧民主主义也罢、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这个主题是不变的。

9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研究成果已经大大的拓展了我们的眼界，丰富了我们的认识。如何回过头来看并调整我们过去积累的这些知识，对于今天认识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对中美关系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是什么样的主观知识结构驱使我们在每个问题上选择性地做出判断、形成情绪变成行为？先不说形成政策，我们这些不参与政策的人是怎么形成自己的情绪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现在的各类文献都像我们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很多我们过去认为是定论的事情，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证明其实是双方可能都有问题。中美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有时候不是学术结论，而是一个经验性的判断。中美关系的内容极为丰富，给历史人物提供了巨大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你想选择对抗，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想选择合作，也同样可以找出足够的理由，最后那个站在舞台中间的历史人物可能是决定性的。我想我们每个人没有能力影响政策，但是我们能决定自己的判断。

王栋：刚刚牛老师也提了很多问题，我看看能不能尝试去做一些回答。首先是我这篇研究在整个冷战学术史脉络中的地位的问题。我个人的理解是他重新回到了一种传统主义的解释范畴，也就是强调权力政治的重要性，是一种重视利益、战略、权力的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在现代的历史研究中，不仅是冷战史研究，我觉得整个全球史研究中最时髦的就是讲文化、讲观念，这是整个学术界一个发展趋势，所以我现在做了一件回归传统的事情，当然重点不在于时不时髦，而在于对历史的解释力。

另一个很有感触的地方，就是对历史的丰富性的精确理解和把握。自己前些年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外交史研究传统的文章，里面提到，我们对于中国外交史的理解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官方的框架里的。对于任何国家来说一定要有一个官方的历史叙事，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学术研究来讲，如果对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理解都停留在教科书层次的话，理论上的研究就很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因为官方的叙事毕竟是有一个特定的框架在描述历史的。不仅仅是学生，我们的决策者也会受到经验性的历史认知的影响，所以对历史的研究和再认识确实很重要。

还有个问题也很重要。中美关系两百年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中国自己的变化决定的。但是看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却是反过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陈述自己的故事，没办法讲清楚中国自己关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叙事和脉络。我觉得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材料。档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话语权。以陶文钊老师为例，陶老师的《中美关系史》当然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著作，但从学术批判的角度来讲，确实是存在材料缺乏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客观条件造成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档案解密制度并没有达到美国那样的程度。当然这方面我们也是在不断进步的，随着国内档案的不断开放，也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好的基础。

我自己常对学生说，历史研究很有意思，写起来有点像写小说一样，里面有情景、有人物、有个性，还有各种戏剧冲突。但和小说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它写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是基于真实的历史档案来写的。再举个例子，比如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中美苏的战略三角就逐步形成了。这里面有很多互动的细节。当时苏联也很着急，因为它也搞不懂中国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担心中国那个时候会不会和美国走到一起，那样战略上就会给它造成压力。所以苏联就派出很多代表团到各国去游说，要论证一点什么呢？就是中国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很危险的民族，我们要共同对中国进行遏制。当时苏联领导人提出要构建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还采取了一些报复性的动作，如在新疆中苏边境对中国边防部队进行伏击等等。

但苏联却失算了，这件事反过来促使美国进一步认识到，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三角里，我们应该选择站到中国这一边。当时苏联派了一个代表团、包括一些总参的高级官员去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会谈，关于这个会谈我看的是美国方面的档案。会谈中苏联领导人反复强调，与中国的珍宝岛冲突这件事无足轻重，没有什么大不了。苏联为什么要这么讲？如果它承认了这件事对苏联构成了极大的影响，使其在战略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那么在这个战略三角里、尤其是美苏关系上就要处于一个劣势，所以它一定要强调珍宝岛冲突这件事无足轻重。苏联代表团当时举了一个例子，说珍宝岛本身是黑龙江上的一个小岛，冬天那里是结冰的，可以通行，所以才爆发了这样一个摩擦，等到春天来得时候河水上涨，这个问题就没有了。美国人也不傻，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约翰逊听到这个解释都快笑出来了，他很有自我调侃精神，说我也希望我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所遇到的一些难题也能像你说的一样，春天来了河水上涨后，这个问题就没了，比如我们在越南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历史学者可能还需要一些判断和直觉、想象力和灵感，这样才能做出一些很扎实又有创新的研究。

本文整理自2017年4月16日举行的东方历史沙龙（第125期）：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嘉宾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牛军教授与王栋副教授。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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