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非经济体制而言，则没有值得争论的。在全球各地，大学机制都在向西方标准靠拢。医疗科学组织管理方式一样，从秘密研发直到第一线的健康护理莫不如此。如今大多数人都接受了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所揭示的伟大科学真理，即使不认同这些真理，他们在发现流感或支气管炎的症状时，也会急切地寻求西药的治疗。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在持续抵制西方营销和消费模式的侵入及西方生活方式本身。越来越多的人吃的是西方食物，穿的是西式服装，住的西方风格的居所。就连西方所特有的工作方式——每周工作五到六天，朝九晚五，每年享受两到三个星期的假期——也渐渐成为通行的模式。同时，西方传教士竭尽全力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信仰，已为1/3 的全球人口所接受，并在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产生了可观的效果。甚至连西方所开创的无神论思想，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每过一年，就有更多的人像我们这样购物、学习，像我们这样保持（或不顾）健康、祈祷（或不祈祷）。汉堡、本生灯、邦迪、棒球帽和《圣经》：不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无法轻而易举地避开这些。只有政治体制领域才存在巨大的全球差异。
所以说，提出西方文明的崛起是耶稣之后第二个千年的下半叶唯一最重要的历史现象的，既不是“欧洲中心论”，也不是（与之对立的）“东方中心论”。这是不言自明的观点，而此中的难题在于这是如何发生的。在15 世纪后，西欧文明实力超过了从外面看来更具优势的东方帝国，此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很明显，仅靠西斯廷大教堂之美是没法给予充分解释的。
这个问题表象的回答是（如果不叫赘述的话），西方以其帝国主义扩张性统治了全球。如今，对于很多人而言，提到欧洲帝国列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仍然情绪激动，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论及罪行，这显然是事实，而且，本书也并没有剔除这些内容。同样明显的是，不同的殖民形式——通过殖民地还是强取豪夺，导致的长期后果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从历史角度看，帝国并不能就西方统治世界给出充分的解释。在被马列主义所谴责的帝国主义出现很久以前，世界上就存在过很多帝国。事实上，16 世纪见证了大量的亚洲帝国崛起，实力显著提升，版图大面积扩张。同时，查理五世所构想的版图从西班牙直到低地国家的大哈布斯堡帝国的扩张事业失败后，欧洲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宗教改革引发了一个多世纪的围绕宗教开展的战争。
对于16 世纪的旅行者而言，他们几乎无法忽略其所见证的与西欧截然不同的情形。除了安娜卡利亚 、埃及、阿老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和也门，苏莱曼大帝（1520~1566 年）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版图范围延伸至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并于1529 年兵临维也纳城门。更靠近东方的地区，阿拔斯一世统治下的萨法维帝国（1587~1629 年）将版图从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一路扩张，直到坎大哈；而从德里到孟加拉的印度北部则在伟大的莫卧尔皇帝阿克巴（1556~1620 年）的统治之下。中国明朝有了长城的保护，似乎格外安全、平静。在万历皇帝（1572~1620 年）宫殿觐见的西方来访者，几乎没人会预见到，在万历皇帝死后不到30 年，这个王朝就倾覆了。弗兰德 外交使节——将郁金香从土耳其移植到荷兰的那个人——在自己撰写的从16 世纪50 年代的伊斯坦布尔开始记叙的传记中，曾忐忑不安地将西方四分五裂的状态与奥斯曼帝国“巨大的财富”作了一番比较。
不错，16 世纪时，西方在海外的活动紧张而繁忙。但是，对于伟大的东方帝国而言，葡萄牙和荷兰船员的所作所为似乎恰好是文明承载者的对立面；如果说得难听些，那么他们纯粹是威胁着“中部王国” 的最新出现的野蛮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比倭寇散发的味道更恶臭。然而，除了印度纺织品和中国陶瓷品的上乘质量外，亚洲还有什么让西方人着迷呢？
直到1683 年，奥斯曼麾下的一支军队兵临维也纳——当时是哈布斯堡帝国的首府——城下，并坚持要求该城的人投降且皈依伊斯兰教。仅在围攻解除之后，基督教世界才开始通过朝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巴尔干半岛，慢慢地削弱奥斯曼在中欧和东欧的势力，而且，所有欧洲帝国都是在很多年后才能与东方帝国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的。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局面在其他地方形成的时间甚至更晚。南北美洲之间的物质差距，直到19 世纪才牢固地建立，而非洲大多数地区，除了少数几条海岸线外，也是直到20 世纪早期才被欧洲人所征服。
如果西方主导世界的现象没法用这种滥用的老提法来解释，那么，这纯粹是——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好运使然吗？导致东西大分流发生的，是欧亚大陆西方板块的地理或气候吗？西方人难道得到了命运的眷顾，因而能跌跌撞撞地穿过最适合栽种富含热量的蔗糖的加勒比群岛？难道说“新世界”为欧洲提供了中国所没有的“鬼地”？难道仅仅是墨菲法则在发生作用，使中国的煤炭储藏比欧洲的难以挖掘和运输？抑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掉进“高度平衡陷阱”，难以自拔，认为耕作者有能力为规模巨大的人口提供生存所需的足够粮食？还有人认为，英国之所以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其恶劣的卫生条件和疾病导致大多数英国人的寿命很短，结果富裕群体和有进取心的少数便具备了传播其基因的更好机遇，果真如此吗？
不朽的英国词典编纂者塞缪尔•约翰逊对西方主导世界的所有可能的解释都持反对观点。在于1759 年出版的《拉塞勒斯王子的故事》中，他笔下的拉塞勒斯王子如此问道：
欧洲人……为何能如此强大？他们为什么能如此轻易地踏足于亚洲和非洲，进行贸易或征服？亚洲人和非洲人为什么不能入侵他们的海岸线，在他们的港口设立殖民地，将法令加诸他们的王室？让他们回家的风同样可以将我们带向哪里。
哲学家埃米莱科是如此回答的：
先生，他们比我们更强大，因为他们更博学；知识将永远驾驭无知，如人类支配其他动物一样。但是，对于他们的知识为什么多于我们的问题，除了无以解释的上帝意志赐予外，我不知道能给出什么其他原因。
如果知识能给人们提供航行船舰、挖掘矿藏、发射枪炮和治疗疾病的更佳方式，那么知识的确就是力量。但在事实上，这是西方人比其他人博学的原因吗？或许，1759 年之前，情形确实如此；1650 年后大约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科技革新几乎全起源于西方。那么1500 年时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科技、印度数学和阿拉伯天文学数世纪来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
那么，难道是更模糊的文化差异为西方人提供了必要素质，使之跳跃前进，将其对手抛在身后？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论点。这种论点有多种变体，如中世纪英国人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从英国农民的遗嘱，到地中海商人的账簿，再到皇宫礼仪准则，凡此种种都成了史学家寻求证据的来源。戴维•兰德斯在所著的《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中提出了文化方面的原因。他认为，西欧在推动独立探究知识、发展科学验证方法、展开理性研究并加以传播方面处于世界前列。然而，他也承认，要使这种模式兴盛繁荣，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金融中介及良好的政府。情形越发明显：其关键在于机制。
毫无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说，机制也是文化的产物。但是，因为机制固定了一套标准，机制通常使文化保持自我本色，决定着文化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行为，而非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