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陆路交通的吸引力
中国发现发展陆路交通受到的阻力要小得多，原因如下。首先，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排除了美俄两国联合孤立中国的可能，并促使俄罗斯迫切需要在东方维持积极的关系。由于俄罗斯的经济衰落和人口老龄化导致国力下降，俄中双边关系的天平逐渐向中方倾斜。其次，中亚各国作为曾经的苏联成员国发展相对落后，并且对俄罗斯怀有矛盾心理。中亚各国急需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而中国在这两方面的实力都强过俄罗斯。中国还可以让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相互牵制，因为两者都可以为中国?供通往欧洲的路线。俄罗斯铁路采用与众不同的规格，这促使中方开发绕过俄罗斯的铁路线，或者迫使俄罗斯对中方货物运输给予运费优惠。
中国含糊的陆路方案给自身带来巨大的好处。目前，“一带一路”倡议还没有明确的路线图，也没有参与国家的名单。鉴于潜在路线沿线的许多政府和企业深信中方的计划将来会取得成功，这种含糊其辞让他们相信有机会参与这项宏伟计划，尽管都不清楚计划的真正内容。中方官员毫不掩饰地推销中国扩张的“双赢”特点，结合这个飞速发展的经济大国所承诺的各种资源，增加了目标国家认可中国影响力的可能性。
即使如此，海上航线的经济优势显著。走海路到欧洲的运费仅为陆路运输成本的三分之一至一半，海上运量是陆路运量的近30倍。美国与中国的陆地邻国之间的关系不如与中国在东南亚的海上邻国那样密切，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逻辑要求重点发展海上贸易。
十一、美国海上地位的潜在转变
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是，如果美国不积极保护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海上交通线，后果会如何。目前，美国海军在该地区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即使很多沿海国家也部署了一些海军力量。尽管美国海军在该地区没有大量的常驻部队，但派往阿富汗和海湾地区的美军近一半从加州圣迭戈向西进发，而不是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向东进发。
巴里·波森认为美国独有的实力在于无人企及的“公域控制权”，即能够向全球任何地方迅速投送力量以捍卫权益。不过，有人会辩称保卫所谓“全球公域”所需的开支远非美国能够承受的。一则，黑恶势力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举例来说，虽然非洲之角和印尼群岛存在海盗问题，但仅限于比较靠近海岸的地区，并且处于各国海岸警卫队和海军的控制范围内。至于索马里海岸长久以来的海盗威胁，国际协同行动（中国也参与）经证实非常有效，自2012年5月起再没有大型商船被劫持。谈到保护公海航行自由，鲜有哪国海军会考虑阻断海上通道，而那些有此能力的国家互相之间存在深厚的贸易关系，不大可能采取敌对行动，甚至可以说绝无可能。尽管美国政府官员往往坚称美国对亚洲盟友负有承诺，并开始使用“印—太平洋”这样的术语来涵盖美国对整个地区的承诺，但仍然有人坚定地认为美国对亚洲的投入是一项耗费巨大的无用功。
对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还有另外两个方面值得深思。首先是美国能够向全球任何地方迅速投送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虽然美国肯定具备这种能力，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行动的结果却是好坏参半，人们对这些行动的效用提出了合理质疑。随着不对称战争的工具愈发强大，美国政府—乃至任何政府通过军事行动迅速取得决定性的政治结果的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是通过强调经济外交和互利共赢的前景加强实力，同时限制其对硬性安全或加强经济治理体系的投入。
另一方面是美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方面维护全球总体秩序的角色。美国已成为所有全球事务的高级成员，既承担着过多的负担，同时又谨慎地分配各种利益。面对许多美国人倾向远离全球能源市场和移民潮，加上人口老龄化、福利开支增加以及人们一贯抵制加税导致预算挑战正在逼近，或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别再倾注大量的血汗和金钱为这个看似不知感恩的世界维持秩序。
十二、中国秩序？
一个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中国主导的亚洲秩序与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的秩序可能有哪些差异。在某种层面上，差异可能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大—世界分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几乎赢得了经济领域争论的胜利。虽然对于国有企业的适用范围仍有分歧，但各国对判断活动效能的经济基准达成了普遍共识。而我们发现自由市场体系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惊人的重合。从另一层面看，差异就出现了。美国在协商构建旨在保障商品平等待遇的贸易体系上投入巨大，还投资开发良治体系以及推广良治的全球性机构。美国战略的核心是一种经济布道，其前提是相信美国模式是发展中社会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美国自认为是自由世界的推动者和捍卫者，先后与暴政和共产主义世界针锋相对。
中国正在担心对待远离本土地区的传统战略已经不够。
相比之下，中国的战略一直是适应现有环境，而不是取而代之。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一样，中国不谋求形式上的帝国统治。但与战后的美国不同，中国也不谋求意识形态霸权。相反，中国的扩张强调互惠互利的双边业务协定—在越来越多的双边关系中，中方成为更强势的一方。中方对广泛的共同责任机制持怀疑态度，转而推行较简单的“双赢”协定，通常是在政府之间直接订立。中国没有把在海外发展独立的商业集群列为优先任务，也不限制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中国也不强调根治腐败（尽管国内正在积极开展反腐败运动），只是单纯追求国家经济利益，而且把其他国家视为自愿的合作伙伴。
一些中国观察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增加，中国已认同美国制订的标准。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不是现状的破坏者，而是参与方。对比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争夺主导地位的冷战时期，情况确实如此。当今世界不存在重大的意识形态之争。不过，美国的制度远不止是以利益为动机，而是以促进竞争、透明和机会为愿景。相比之下，中国的制度强调获胜的重要性；中国的项目承包谈判中充斥着腐败和任人唯亲。例如，根据最近对世界各国的贿赂情况调查，透明国际判断中国公司在海外业务中行贿的可能性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俄罗斯公司，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极小，完全处于统计误差的幅度内。2013 年，即中国将海外贿赂入罪两年后，某批评家撰文指出，中国似乎从未开展海外贿赂调查，并暗示中国政府没有多大动力追究这类问题。随着中国更加积极地走向世界，以及中国资金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个问题逐渐浮现：中国是否会利用其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袒护中方机构不守国际标准，或者说中国是否会利用其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协助中方机构达到国际标准？
在这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堪称特例，以往中国鲜有投资这样一家不受中方控制的多边机构。虽然中方最初可能把亚投行当作中国的政策工具，但出人意料的是，亚投行成功吸引到60个创始成员国（其中16个来自欧洲），这意味着中方对亚投行的操控能力比较有限。事实上，这样一个大型多边银行的作用可能事与愿违，实际会对中方的行为形成制约，而不是向海外输出中国的价值观。亚投行有助于宣传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但作为一家不受中方控制的多边机构，亚投行不大可能沦为中方投资亚洲的主要工具。为此，中方可能更仰赖丝路基金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开展旨在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投资。
当此全球形势急剧转型之际，中国必须积极适应。
美国政府已公开要求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中国也已经表示要致力于打造“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有三条内涵： 1)不冲突不对抗，2)相互尊重，3)合作共赢。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阐述“新型大国”的方式，特别是对于中东地区。在十九世纪，衡量大国的标准是一个国家能够控制的范围。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通常是主要通过制度安排影响和决定局势的能力。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是通过强调经济外交和互利共赢的前景加强实力，同时限制其对硬性安全或加强经济治理体系的投入。押注中国的一方是指望其他国家将继续充分投入，以维持中国投资的价值，而中国不必耗费资源就可以收割利益。在外交上，中国的愿望是与各种各样彼此敌对的势力保持积极的关系，而美国这样的大国则因为选边站激起仇恨。
虽然中国因为推行该战略放弃了参与一些机构的机会，但获得的利益远不止是节省了开支那么简单。中国在中东地区没有什么突出的作为，这样可以避免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毫无胜算的对抗。很多人将中国强势出击的动作解读为试图取代美国的地位。此外，中国在远离本土地区的防御能力与美国相比仍有几十年的差距。同样，美国帮助建立的全球经济体系（不限于中东地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归属感，中国如试图颠覆这一体系，会被解读为侵略与野心的标志。美国建立的体系给其他国家保留了充足的获益空间，这种观念令美国受益；同样，中国在积聚国力的过程中并不独断专行，这种观念也令中国获益。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确需要积聚更强的国力。中国正在担心对待远离本土地区的传统战略已经不够。从利比亚和也门撤离大批中国公民，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处决中国人质，以及中国公民在伊拉克长期面临安全问题，这一切都在提醒中方，也许是旅居海外的一百万中国公民给祖国带来越来越重的领事责任，而中国正在奋力应对。鉴于中国的外交使团有限，没有海外基地，与外国情报机构和执法机关的合作才刚刚起步，中国为日益增加的海外国人提供保护的能力还远远不够。
十三、新的现实
当此全球形势急剧转型之际，中国必须积极适应。过去一个世纪，世界各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与化石燃料息息相关，而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中东的石油。随着全球化石燃料贸易格局的转变，以及人们越来越关注化石燃料造成的环境影响，不确定性由此产生。尤其是对于中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中国国内依赖燃煤发电造成了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但如果改用天然气发电，将使中国更加依赖进口燃料。同样，中国不断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带动燃料需求增长，但中国的大部分运输燃料需依靠进口，其中很多是来自中东地区。相比之下，美国对进口燃料的依赖正在降低，尽管非常规油气革命的持久性仍旧存疑。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各国开发本国能源的能力，进而减少国际贸易需求。相反，如果不能发展新技术，美国将在20年内重新成为国际油气贸易中心。
于是，中国经过一个不寻常的拐点，提高了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历史上许多世界大国都是通过战争上位，如今则是在现有列强之间和平交接。中东正处于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这种动荡不定也对世界列强产生深远影响。虽然我们对中东的动荡局势已经习以为常，原本被认为是不稳定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东，如果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就算是充满确定性了。政府力量衰弱，非政府势力冒起，以及伊朗可能重回世界政治舞台，这种种因素都带来深刻的不确定性。即便如此，仍难以想象在未来20年，中国及其亚洲邻国将摆脱对中东能源的过度依赖。至于美国会如何保持国际地位，也不甚明确。
从中方为加强对中东地区关系所做的努力，可以窥见中国如何看待自身的国际地位。中国的中东战略不仅反映中国政府如何看待其安全利益，还迫使中国就中美关系以及与美国帮助建立的战后世界体系的关系做出选择。经常被遗忘的是，中美两国必须就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做出多少选择，以及有多少选择尚未做出。未来十年的行为模式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如何变化，将是关涉中国意图、美国意图、以及全球大国关系架构的最重要指标。
文/乔恩·奥特曼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来源：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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