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东战略的差异化
即使美中两国在安全、稳定和贸易等领域存在共同利益，但各自的战略却迥然不同。许多差异的根源在于：美方在过程上投入巨大，而中方则注重结果。关注过程并非一条贯穿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但正逐步成为一贯方针。在冷战初期，美国官员通过推动土地改革和经济发展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人民抵御共产主义的诱惑。如果封建主义使共产主义更具吸引力，照此逻辑推理，消灭封建主义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利益。众多美国政府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改善海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从1949年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所承诺的国际技术援助，到1961年《对外援助法》对援助内容的大规模重组。即便如此，美国仍试图与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专制政府建立密切关系，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抵制共产主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在越南战场惨败以及公众批评中央情报局在冷战中的紧急措施，这不仅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了“道义”上的要求，而且更尖锐地批评了现实政治主义对美国长期利益的损害。冷战的结束对这种争论造成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普遍的论调是西方之所以在冷战中取得胜利，是因为制度的优越性。传播自由主义制度成为一项安全要务，因为通常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更通俗的说法是：“两个都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不会开战”。
其次，在半个世纪以来首次摆脱关乎存亡的安全威胁之后，美国及其盟友认为不必再支持恶棍领导人。随着后冷战世界的新战略框架的形成，美国国内有意见认为，美国应坚定成为维护世界正义的力量——即便以美国的短期利益为代价。这种观点可以部分追溯至美国历史上的例外论，究其根源，美国在十九世纪登上世界舞台的进程是由传教士主导，而不是由军队主导。拿破仑将“文明教化使命”作为与国家权力有明确联系的政府任务。在美国，公众热衷于福音布道，而且福音布道素来有深厚的社会根基。
由于上述两股思维，民主化与治理在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组成部分。自1990年起，在历届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把治理与安全联系起来是一条重要原则。奥巴马政府在“民主、人权和治理”的指导思想下，在64个国家开展了350多个项目，并于2015年9月宣称“美国是世界公民社会的最大支持者，自2010年以来为推进公民社会建设投资超过32亿美元。”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
美国支持向海外推广民主和人权，因为尊重这些价值观的政府更加正义、和平、合法，而且在海外成功推广这些价值观也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些保护普遍权利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更加稳定、成功和安全。
中国没有表现出在全球传播福音的特质，似乎也不渴望世界认同中国意识形态或文化的优越性。此外，中国人民也不求越过国家政权成为世界上一支积极力量。中国政府在外交政策领域的举措完全局限于国家利益，并认为与其他国家政府的密切关系有利于增进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在半个多世纪前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还坚持互不干涉内政。中国政府在发展相关问题上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时，比美国政府更加关注政府之间的对话。中国政府与其他某些国家一致认为，非政府组织（NGO）部门可能成为反对派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温床，因而不鼓励、也不允许像其他国家一样的公民社会。美国的做法则不同。虽然美国政府肯定是伙伴国政府的奥援，并注意避免为恐怖组织提供支持，但它也积极寻求公民社会的其他行动者参与政府计划，而且经常谨慎地采纳那些不招当局欢迎的意见。
中国已经或很快会在中东地区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判断为时尚早。
美中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差异，在2011年整个阿拉伯世界爆发反抗运动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政府迫不及待地把抗议活动视为非民主政权不可持续的证明。尽管白宫没有支持抗议者,但赞赏态度是显而易见的。2011年，在得知美国长期以来的盟友、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后，奥巴马总统表示：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有幸见证历史性事件的机会是很少的。现在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埃及人民发出了呼声，他们的呼声被听见了，埃及将从此改变。”与美方截然不同，中方对此次起义持警惕态度。中国政府不但没有表示庆贺，而且试图限制国内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因为担心会在国内诱发类似的起义。2011 年阿拉伯反抗运动的结果不甚明朗，看起来中方在中东地区面临一个正在发酵的大问题。现状被打破之后，中国不仅会失去在诸如利比亚和埃及等地失去作为伙伴的政府，而且那些认定与中国有利益冲突的新兴革命团体还变成中国的敌人。
六、中国的号召力
中东地区的动荡已回复正常，安全部门官员重新掌控了局面。因此，美国失去了当权者的信任；中国则因为对别国国内事务保持中立而重获青睐。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美中之间两种不同的战略在世界许多地区暗暗较劲，美方坚持“附加条件”的双边关系，而中方不关心那些束缚美国政策的内部因素。当然，美方的绝对实力超过中方，包括经济实力、技术实力、以及军事装备，但中方通过与美方不同的做法，可以获得美方无法获得的军事和经济资源。
对于那些美国试图排挤的国家（如伊朗），中国代表全球事务中的一股平衡力量。对于那些认为美国正在背弃老朋友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中国是美国无法忽视的竞争对手，也是他们获得美国非卖品的渠道。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都认为，中方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对他们是有利的，尽管各自对中国的期望有所不同。
对于中东地区，中国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国不带来负担，而非中国能负担什么。这种情况类似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在中东地区受到欢迎，当时中东各国正寻求摆脱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长期以来，中东各国政府对美国的干预愤恨不已，民众则怨恨美国对他们的利益怀有敌对倾向。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都是白纸一张，中东各国可以从头描绘他们所期盼的另一番大国关系蓝图。中国官员不附加条件，也不进行道德说教；他们不会抱怨立法机关束缚了手脚，也不要求签署和核实一堆合规文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已成为比较繁琐的合作伙伴，而中国承诺建立更直截了当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在过去数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这无疑有所帮助。展望未来，中国可能仍是世界上化石燃料需求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而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材料（例如，化肥、石化产品、塑料和铝材）市场也随之增长。其他地区的能源销售前景就没有这么乐观。节能措施使欧洲的石油进口下降；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节能措施和非传统油气产量也减少了中东对美国的石油出口。事实上，随着国内产量的增加，美国最近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
中东国家向来认为，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会让它极为关注该地区的局势。一旦美国不再依赖中东石油—即使是暂时的，许多国家会认为美国急于切断与中东地区的联系。美国开始讨论“重返亚洲”战略，给许多中东国家传达了一个信号，即美国正不顾一切地从中东抽身。中国越来越依赖中东地区的能源，与中东的联系逐渐增强，这让中东各国政府和人民相信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日渐衰落。
七、中国影响力的局限性
美国曾在冷战中抵制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这段历史可作为有益的参考，但一定程度上又与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问题全然不同。
然而，对未来的预期往往会干扰对现状的理解。中国已经或很快会在中东地区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判断为时尚早。中国对该地区的推动作用，往往使人们低估了美中之间在军事和外交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实力要赶上美国，可能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更广泛的文化因素也会削弱中国的影响。中东地区对中国的适应程度远不如对美国，因为美国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始向该地区深入渗透。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语言和文化，讲普通话的无神论者在阿拉伯世界步履维艰。而不论在中东还是世界其他地区，美国的起步时间远远早于中国。全球教育的典范是哈佛大学，而非北京大学人们渴望的电脑是“苹果”，而非“神舟”；司机希望拥有“吉普”，而非“长城”SUV。在声望和创新理念方面，美国把持光鲜亮丽的领域，而中国工人负责辛苦地制造产品。中东地区可以买到廉价的中国产品，但这些产品是提供给穷人的。中国本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当然，中国的精英阶层追求西方品牌（包括很多在中国本土生产的西方品牌）。这种情况表明，亲西方文化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八、中国周边
面对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政府短期内的本能反应是限制对中东关系的极速发展，放慢发展对中东关系，作为深化与邻国关系的某种延伸。中亚是相对没有争议的地区，因而成为中国尝试争取的处女地。更重要的是，亚洲作为中国通往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伙伴（不只是中东地区，还有欧洲）的门户。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目前还不是很明晰，但最初侧重于贸易联系和模式。中国是所有近邻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往来都在增长。中国的西进战略早在习近平 2013 年宣布“一带一路”倡议的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从2005年到2014年底，中国与中亚的五个前苏联成员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高加索国家（即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贸易额翻了十倍，主要是得益于能源贸易。
中国当然明白，在其扩大影响力的过程中一个关键变量就是邻国默许中国的崛起。除了中亚地区，中国的很多邻国都与美国关系密切，这一方面是沿袭了冷战时期形成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所致。数万美军驻扎在韩国和日本，两国每年与美国发生的贸易额超过 1,000 亿美元。而美印关系升温，加上印度对中国的地区野心素有猜疑，也可能对中国的西进道路形成扼制，特别是海路。
美国曾在冷战中抵制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这段历史可作为有益的参考，但一定程度上又与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问题全然不同。首先，苏联是通过明目张胆的军事行动向欧洲推进，而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因此，对于那些正努力从战争中恢复的东欧国家，变化有些突然。相比之下，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更加微妙，极少掺入军事因素，而且大趋势是亚洲国家似乎普遍真诚地欢迎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这部分是因为日益密切的贸易关系的重要性。曾经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对苏联在欧洲的活动一致持警惕态度，而如今美国的亲密盟友面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则表现出愈加微妙的态度。事实上，中国是亚洲大多数美国盟友的最大贸易伙伴，并且许多亚洲国家深深抵触那种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思维。现在的情况与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欧盛行的“铁幕”思想已然格格不入。
其次，苏联显然在提出一套不同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替代体系，而中国则主张其体系具有互补性。中国为了尽量降低对中国影响力的反应可谓煞费苦心，中方坚决主张只是寻求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双赢局面。中国表现出的谦逊态度起到尽可能化减敌对势力的作用。
第三，由于民族和文化的纽带关系，美国认为其与欧洲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许多美国人把欧洲现状的任何改变视为一种威胁。虽然美国公民中亚裔（特别是华裔）人数越来越多，但亚洲文化对美国人来说仍然比较疏远。在美国居住的亚洲人对中国在亚洲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警惕，也低于欧洲裔美国人对苏联影响力的警惕，故美国国内对遏制中国崛起的呼声较小。
九、美国在亚洲的战略
中国战略家必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美国对中国的西进战略（大致包括经济、外交和安全等维度）的容忍程度。迄今为止，双方一直基于共同利益寻求发展建设性关系。例如，美方鼓励中方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同样，美方也支持中方致力于维护全球安全，譬如派遣 3,000 多名维和人员参加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的 10 项任务。美国似乎没有干预中国与巴基斯坦（包括建设瓜达尔港口）和斯里兰卡建立密切关系，也没有干涉中国在吉布?建设海军和航运设施（美国已经在吉布设立海军基地）。
然而，美国似乎正在设法对抗中国的扩张，至少保留对抗能力，特别是在海洋领域。美印双边关系不断发展正是这一战略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体现。另一方面，美方还撮合日本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海军关系。美方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巩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这也反映出美方对该地区格局的判断。有关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军事承诺的新概念似乎正在广泛传播，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该术语毫无意义。在经济方面，美国试图阻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筹建工作，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倡议旨在跳过中国深化美国与东亚的贸易关系。
当前形势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未来则不一定。
显然，美国在中东和南亚地区都有强大的军事存在，中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追赶。同时，中国的贸易关系不断深化、经济持续增长和消费上升，无疑让它成为吸引众多亚洲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伙伴。中美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很明显，美国已在该地区部署了大量兵力，故中国只需部署较少的兵力即可。美国海军已确保印度洋的航行自由，即使经由这条航线的很多贸易活动是对华贸易。诚然，区域贸易体系的运行有赖参与国达成共识，但离不开美国的军事庇护和外交支持，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稳固的多边合作。
在美国的作用下，中国既得到安全保障，又要面对风险。在和平时期，中方可以从安全、可预见的贸易环境中受益。现有体系到底对中方利益有多开放，从中方成功投资于伊拉克石油行业一事可见一斑—此前美国开展了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中国并未参与。但是，中国对于现行体系能够经受住极端条件的考验不抱多大信心。如果美国愿意，它仍具备在印度洋、甚至南中国海瓦解中方海上行动的强大实力。同样，美国在亚洲罗织盟友的能力也让中国相形见绌。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本土与亚洲相距甚远，另一方面亚洲各国相信美国并不谋求在该地区的主导权。当前形势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未来则不一定。
中国若要在短期内提高地区大国的地位，为其在各种安全环境下的利益服务，必须得美国默许中国向印度洋扩张，不然就需要制定克服美国阻挠的策略。目前看来，中方应重点争取美国的默许，确保美中海军之间的紧张关系局限在南中国海。中方没有把握继续赢得美方的默许。诚然，中国确实成功推动了中美经济合作，使两国之间不大可能爆发严重的紧张局势。中方为了铺平扩张之路，另一做法是强调中国不会谋求超出必要范围的军事地位，注重寻求“双赢方案”，并愿意付出巨大代价确保中方合作伙伴的利益。中方是要暗示，中国的发展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是一种和谐关系，而不会对美国提出挑战。但是，“双赢”的说法在中国的近邻国家很少提及，其中包括一些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阵营划分拉近了美国与韩国和日本的关系，美国为对抗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而部署的大批军事力量，如今成为克制中国冒险行为的堡垒。中国积极主张海洋权利，显然是为了确立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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