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在后发海上强国追赶霸权者的历史上，“哥本哈根综合症”是一种独特但并非妄诞的心理状态。德国人用以佐证其担忧的史例是现实存在的，1940年英国攻击退出对德战争的法国舰队的行动也证明：从传统和行事逻辑看，皇家海军在先发制人地剪除构成潜在威胁的对手方面向来不顾忌物议。

问题在于，柏林的“哥本哈根综合症”不是发端于“风险舰队”开始对英国构成显著威胁的1907年，而是在1896年就出现了。那时的德国仅仅拥有4艘“勃兰登堡”级小型战列舰，根本不需要英国加以哥本哈根式的预防性打击——即使这4艘军舰全部出海，也会在一天之内被消灭。如此看来，柏林的“心病”出于现实因素的成分较少，由自我怀疑和安全感缺失导致的内容较多；而这种不安全感，从根本上说恰恰是因为追求“绝对安全”导致的。

一般而言，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International Anarchy）的存在，主要大国总是彼此畏惧（Fear）和不信任，它们需要借助自助（Self-help）来实现自我保存，并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作为目标（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但如果每个国家都不加节制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安全，不顾一切地强化军备，它们对彼此的畏惧和敌意只会进一步加强，这反过来又导致冲突可能性的增加和更大程度的不安全：这就是所谓“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虽然安全困境几乎不可能被永久性根除，但只要一国领导人认识到获取国际权力的根本目的是保存国家、而不是权力本身，他们在追求权力最大化时就会更多地关注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为此甚至可以放弃一时一地的利益，以换取较小的“反弹力”和平稳积聚权势的机会。具体到安全领域，一国若能首先明辨关系国祚存亡的核心利益，使其资源严格围绕这一利益进行配置，他们便不容易着迷于某些带有危险诱惑的“奢侈”目标，进而诱发和传导不安全。反之，若一国无视天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对安全利益的轻重缓急不做明智区分，只是抱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以“我认为”、“大国就应当有”这类极其理想主义的口号来指导国防建设，很容易就会陷入霸权国家挖下的制衡陷阱。倘若该国恰好又没有备选战略，只能在明知前途黯淡的情况下如履薄冰地推进，迟早会染上惊惶不定的“哥本哈根综合症”——如西谚云，“对做梦者来说，噩梦总是确实可信的”（The nightmare is always real to the dreamer.）。

作为追赶者，后发强国迷恋绝对安全的另一大后果是容易造成“预言自证”。仍以德国为例，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在1897年时觊觎的海上统治权类似英国的禁脔，在“风险舰队”建成前的“危险区”中，柏林一方面为“哥本哈根综合症”所困扰，对英国可能的报复惴惴不安；另一方面又缺乏变通，认定只要能建成“风险舰队”，挑战英国就有必胜的把握。1909-11年，德国外交部一度说服英国就海军军备问题与德国坐下来谈判，希望借助外交努力缓和两国间围绕海上统治权爆发的冲突，但提尔皮茨等人强行将英德主力舰吨位比保持在3：2的条件塞入协商前提，导致谈判无果而终，最后两国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就这一点而言，“预言自证”也是军事路线绑架国家战略的明证。总的来看，既不存在不必调整就可以永久保障安全的国防政策，也不存在能够一劳永逸化解所有安全困境的万能兵器。一种有利于国家生存的安全路线必须同时兼顾节制与灵活，就像俾斯麦所说的那样，治国方略中永远不存在抽象的最优，因为“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是可实现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e attainable – the art of the next best.）。

文/刘怡 原载于《现代舰船》2013年1B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后发海上大国的强军梦与心理隐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