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日军事结盟及其被泄密

皖系军阀与日本政府进行中日军事协定交涉（当时报纸称之为“中日新交涉”，以别于1915年的二十一条交涉），是互取所需。日本希望通过中日“同盟”的方式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而皖系则希望利用日本提供的军事援助，推行其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

拉拢皖系军阀，日本蓄谋已久。早在1917年11月14日，皖系干将靳云鹏、曲同丰前往日本参观日本陆军大演习时，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西原龟三等人即向靳、曲二人游说，提议中日“有必要加强日中军事合作，以防止德国势力东侵”。 1918年2月1日，田中义一致电坂西利八郎，指示坂西与段祺瑞接洽军事同盟事项。 次日，坂西回电报告，他已经和参战督办段祺瑞及陆军总长段芝贵“寻求某种机会以个人名义向章公使极力陈述军事协同的必要性，并让他（章）向大总统冯国璋报告。这正是不拘泥于形式的做法”，但是，“敝人已与段祺瑞、段芝贵等人已经拟定大体计划”。 2月5日，田中义一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议，中日两国应迅速谋取“军事上的共同行动，防止德国势力东渐，维持东亚和平”。 2月14日国务会议上，外交总长陆征祥陈述了俄国远东局势以及德奥势力东渐的情况，说明此际中国方面为了自卫，需加强边境的警备，尤其是东三省的警备要更加完善。陆征祥认为“中日协同合作”是必要的，全体阁员没有什么异议。王士珍总理决定与冯国璋总统熟商“中日军事结盟问题”。 2月16日，国务会议继续对西伯利亚防卫及中日结盟问题进行讨论，仍没有达成具体意见。随后，陆征祥等人亲自访问段祺瑞，征询段的意见。段说：“此问题很紧急，不容耽误。此问题是外交总长专管事项，因此你（陆征祥）应作为主要责任人，促成中日达成军事协定”。

随后，坂西利八郎、青木宣纯等日本顾问分别向冯国璋、王士珍疏通。2月19日，青木宣纯拜访冯国璋，探询冯氏对于中日军事结盟的意见，冯表示“他从内心非常赞成，特别是在今日中国国内混乱之际，一旦与外国发生冲突时，中国能够依赖的唯有日本”。 2月22日，冯国璋对坂西说，“参战督办决不仅仅是为了出兵法国而设立的，是为了参战而发生国际性军事事件而设立的。至于中日应否结盟，完全是政府的事情，而不是段祺瑞参战督办一个人的事情”，据此，坂西认为“现在，从表面上看，冯段两派相互倾轧，日甚一日，几近破裂”。 日方和段派不断地向冯国璋施加压力。冯氏无可奈何，但他提出一条反建议，即把中日军事合作限制在中国国境之外，以搪塞日本的催逼。2月22日，北京政府致电驻日公使章宗祥，指出：“今日馆迭派员探询对于俄边境紧急情形，中国是否愿与日提携，共同干涉；青木中将并谒见主座。经面告以华境内事，中国自行处理；华境外事宜，可与日本共同处理。”

冯国璋

由于冯国璋及王士珍的拖延，中日军事协定交涉进展缓慢。在此期间，中国北方政局发生变化。3月23日，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之后，中日军事协定交涉进入新阶段。此前一日，经段祺瑞授意，北京政府参谋总长荫昌等人将精心准备的《预筹中日联合出兵防俄条拟》呈报大总统冯国璋，以“俄国内乱，影响东亚，德、奥俘虏，又复东侵”为由，提议中国“与日本联合出兵共同防俄”。 3月25日，驻日公使章宗祥致函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按照日本条件提出中日共同防敌要求：“中国政府鉴于目下时局，依左列纲领与贵国政府协同处置，信为贵我两国之必要。茲依本国政府之训令，特行贵国政府提议，本使深为荣幸。”有关具体条件，由中日双方指定的军事委员讨论议定。换文后，日本即通过坂西将日方拟定的草案交给靳云鹏，双方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修正。

然而，就在中日军事协定谈判刚刚展开之际，其内幕就被泄露出去，直接导致中国留日学生发起反对中日军事结盟的抗议运动。根据日方要求，谈判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在交涉过程中，其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刊所揭露。3月22日，京津《泰晤士报》以《日本对华劝告》为题，透露了中日共同防敌换文的内容。 3月26日，上海《大陆报》也发布类似报道。 4月2日，研究系喉舌《晨钟报》刊文呼吁国人注意日本“对我之重要新交涉”。 4月23日，上海37个商民团体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纷纷通电，表示反对。

此项谈判内容的泄密，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中日军事协定谈判是在冯、段之争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所以皖系方面认为总统冯国璋是此次中日新交涉被泄密的罪魁祸首。 5月16日，中日正式签署《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在段派看来，中日军事协定的签署，也有万不得已的隐衷。5月17日，徐树铮密电段祺瑞，指出：“今与东邦幸缔此约，为嘉为怨，即难断言，而关联较深，则无疑义。盼其嘉，则必极意经营以希惠助。虑其怨，亦必小心翼翼以遏怒锋。”

5月19日，北京《大中华日报》头版刊登陆军军事协定全文，除文字稍加改动外，与原协定文本雷同，次日北京《中华新报》、《国是报》、《国民公报》等报刊纷纷转载。5月20日，中日陆军军事协定交涉中方委员长靳云鹏向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斋藤季治郎透露，“此系总统府所为，无法追究”。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致电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告知“中方陆军军事协商委员会中有总统府冯国璋的代表”，判断冯国璋在陆军军事协商委员会的代表可能是《陆军军事协定》被泄露的渠道。

此时，在华英美报纸也参与进来，敦促段祺瑞政府早日公布中日军事交涉内容。５月６日，上海美国侨民的喉舌《大陆报》评论说：“大众对于中日新交涉之疑团，政府今始觉悟，然无悔祸之心。昨日阁议讨论应否公布全案，结果全体主张目前政府不应信任公众。而各方面之电信迭来询问政府交涉之内容与手续。” 5月11日，《大陆报》又批评说：“京中舆论对于此事实不甘心，磋商详情，外间茫然。所知者，有一种概况之合同，内容必与一九一五年第五款相同。” 5月22日，上海英国人的《字林西报》发表社论，指出，“华人对于中日所有磋商每信其将不利于中国，然而今次磋商之情节，实亦发生同样之恶感想。其故有三：磋商之开始有军人而不经外交部；出兵西比利亚，无论如何必要，而磋商之严密不泄，实令人不得不疑也；二十一条要求之往事，人犹忆之”。

中日军事协定交涉被泄露，不过是冯、段之争的一个征兆。作为主和派，冯国璋当然反对段祺瑞与日本实现军事结盟。但是，冯国璋并不希望与段祺瑞彻底决裂。所以，冯氏对于外界反对中日军事交涉的声音，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防止与段派的矛盾激化。当时，社会各界纷纷致电总统冯国璋，要求宣布中日交涉内幕。5月25日，社会名流张謇由南通致电冯国璋、段祺瑞，“请宣布外交，以释群疑”。 冯国璋在给张謇的回电中，说：“共同出兵条件互有利益，谣传殊不足信，稍缓自当宣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段祺瑞内阁决定，“新外交案决不宣布”。 在这种情况下，冯段之间的分歧逐渐大白于天下。

自1917年下半年护法战争兴起后，北方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已经滋生，遂有直皖分派之说。当时，徐树铮为顾全北洋系大局，曾向段祺瑞“详陈数次”，劝其与冯派谋和。 此次中日军事协定交涉发生，冯段分歧再次彰显，徐树铮又致电段祺瑞，力主与冯妥协。5月23日，徐树铮致电段祺瑞，详陈直皖分裂之利害关系：“直人布置直派，是直之自杀直人。若皖人布置皖派，以为抵直之计，是皖之自杀皖人。直人果自成派，是自外于国家也。为总理计者，能消而弭之，诚属至善。”徐树铮这封电报，劝服了段祺瑞。5月31日，段祺瑞亲自到总统府，谒见冯国璋，“面陈新交涉经过情形”。 段此举意在向冯妥协，冯氏乃“始复原状”，重新开始办理公事。

冯国璋既反对段祺瑞，又害怕与段派决裂。冯氏这种微妙心理，已经为敏感的媒体觉察。5月26日，上海《时报》报道了冯段之争的分歧所在，指出：“某派方疑大树（指冯国璋）暗中运动和平，并利用外交二次倒木（指段祺瑞），自不能不表此态度，以避嫌疑。大树曰总理做主，又说千万为我留一面子，词义大可玩味也。” 在中日军事交涉期间，冯国璋故意采取消极的回避态度，表示反对之意，而段祺瑞也有意不理睬冯氏。6月2日，《时报》报道说，段祺瑞“不入公府，将近一个月”。 6月4日，《时报》又报道：“冯国璋前数日不看公事，秘书长代办。”

从3月至5月底，是中日军事协定交涉的关键阶段，这期间府院两方处于僵持状态。在此关头，中国兴起了反对中日军事协定交涉的运动（简称反日运动）。段祺瑞的亲日政策，令有识之士深表忧虑。如北洋军人徐永昌所言，“段的‘新外交’对于练兵则曰互相聘用人员，训练双方军队；如兵工厂，则曰彼此派员管理；如军械军费则曰互相接济，直不如说代练兵，代管兵工厂之为间捷了当耳！此与日韩合并之说，同一调门。”徐永昌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他所担心的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将使中国沦落为日本的附庸国，这也正是中国留日学生发起反日运动的根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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