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留日学生与反日运动的兴起

此次反日运动，之所以首先由中国留日学生发起，并非偶然。留日学生身处异邦，他们的国家认同意识与国内同胞相比，是更加强烈。留日学生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与日本的留学环境有直接关系。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翻然改态，蔑视中国人。如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言，“蔑视中国留学生的不只是他们的日本同学，社会上一般日本人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更是等而下之”，而且，“日本当政者的国家优越感及其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影响著一般的日本国民，使人人都怀着对中国和中国人轻蔑的态度”，特别是民国以后，“日本人对中国人轻蔑（或憎恶）变得更厉害，这一点当局也承认”。许多留日学生已经看穿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留日学生在上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呈文中指出：“十年以来，彼何日不以亡我为事，封豕长蛇之心，路人皆见。第生等羁处异邦，见闻较切，刺激尤深耳。”所以，当他们得知北京政府在与日本进行中日秘密军事交涉时，异常愤慨，遂发起声势浩大的罢学归国运动。

日本政府严格保守中日军事协定交涉秘密，因此日本各报对于此项秘密交涉，“均一言不露”。3月21日，东京《朝日新闻》才隐约透露，“中日间开始某种重大交涉”。 如前所言，3月22日，京津《泰晤士报》也有类似报道。直至4月3日，有关中日新交涉的新闻报道才引起中国留日学生周恩来的注意。是日，周恩来“晨起，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 这则新闻触动了周恩来的爱国心。4月4日，周恩来日记写道：“早晨，因思昨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愦愦，奈何？”表达了对北京政府的失望之情。在东京留日学生中，周恩来是较早得知中日军事协定交涉一事，广大留日学生此时尚未注意及此。

5月初，上海报界关于中日军事协定交涉的系列报道，在东京留学生中间大范围传播开来。东京留学生界在致国内的公开信中，指出：“同人等前此以此间各报受日政府之意，对于向我国近来交涉中之秘约，均一言不露，是以同人等对于此中真相颇多不明。至上海各报揭载以后，同人等始得于此知之。”与此同时，留日学生开始商讨应对策略。5月2日，周恩来记载：“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近一二日内，因中日新约行将成立，此间留学生有全体归国之议论。” 5月1日、2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日学生殷汝潮率先倡议留日学生应该全体归国，得到该校“同窗会赞成”，遂推举代表“四处游说，发布传单，征集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意见”。

东京北神保町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中华青年会馆）是中国留日学生反对中日新交涉的聚会场所。 孙中山曾说，“中国人的乡党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不过，这句话对于留日学生来说并不确切。中国人的“乡党观念”强确属事实，但正是这种朴素的“乡党观念”成为留日学生国家观念滋生的重要源泉。实际上，中国学生到日本后，由于彼此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便产生了作为“中国人”的意识，因此也就感到有团结起来的必要。晚清末年，中国早期留日学生领袖曹汝霖、章宗祥、范源濂等人就组织“励志会”，团结留日学生中的有志青年。1902年，曹汝霖等留日学生领袖成立“清国留学生会馆”。1910年以后，中国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留日学生新的聚会大本营。 此外，留日学生以各省为单位，成立了各种同乡会。此次反日运动中，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成为留日学生大串联的有力纽带，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

1918年5月4日，下午，吉林同乡会首先开会，赞成归国主张，奉天省（今辽宁省）同乡会也相继赞成。同日晚，“有数省表决赞同”。 次日，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代表聚议“大高俱乐部”，有直隶、河南、江苏、湖北、湖南、云南、四川、贵州、山西、山东、陕西等11省留日学生代表赞成归国。会议决定组织全体留日学生组织“大中华民国救国团”，规定以“一致对外，决不干涉内政”为宗旨，商定留日学生归国时，由“各省同乡会会长及其代表，统率该省学生一致行动”，要求各省派出四人以上的“先锋队”，分别前往北京与上海筹备一切。

尽管留日学生极力反对中日新交涉，但是他们并不主张采取极端行动与政府对抗。5月12日，十一所留日学生所在学校的代表开会，一致宣布“告留东中华民国学生”书，表示此次行动为“爱国，愿与政府交涉解决”。 5月14日，留日学生派出代表四人会见了日本文相、外相以及警察总监，询问中日新交涉情况。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发言，谎称，“中日协约无他事，仅关系于西北利亚出兵问题。军事行动当然得守秘密，报纸尽属虚构”。这种答复，自然令留日学生代表不能满意。同日，周恩来等留日学生领袖接到前期到达上海的400名留日学生来信，“催全体速归”。 据日本警视厅5月15日调查资料，东京36所大专院校，中国留学生共2783人（据中文资料统计当时在日中国留学生约有3548人），罢课者2680人，罢课学生占全体留学生总数96%强。

1918年5月16日，《大阪朝日新闻》及《东京国民新闻》报道，北京政府将在一周内签署中日军事协定，上述报道令留日学生震惊不已。 次日，留日学生“大中华民国救国团”东京支部发出警告，呼吁全体留日学生尽速回国，挽救祖国。 随后，救国团不断催促留日学生“不归者速归，切勿逗留”。 据日本警视厅统计，截止6月12日，已有1207名留日学生回国。留日学生大批归国之后，即动员国内各界，一起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签约。随后，反日运动的中心从日本东京转移到国内京、沪两地。

留日学生归国直接推动国内反对中日新交涉运动的兴起，但国内各界对此反应不一，这种差异是由各自的核心利益、政治态度及其与当局的关系诸因素造成的。大中华民国救国团是负责留日学生归国的核心组织，留日学生王兆荣担任干事长，阮湘、张有桐是副干事长，他们是救国团的领导者。1918年5月12日晚，负责北京联络任务的留日学生阮湘一行三人抵达天津。5月14日，阮湘等人与天津《益世报》接洽两次，又三次拜访湖南同乡、社会名流熊希龄，因其“外出未晤”。此外，又与天津各校接洽，受到各校代表的欢迎。 5月15日，阮湘等人抵达北京，以正阳门外的湖南会馆为活动据点，其对外态度仍本前旨意，即“此次回国实欲促政府之反省，将中日共同出兵交涉根本撤消，对于内政绝不干涉”，而上海留日学生则因受“一方面之潮流，主持变为激烈”。 阮相是留日学生中的稳健派，他不赞成与政府对抗的主张。阮曾致信上海留日学生代表，反复告诫他们“言动务请稳健，必须反复申明无干涉政治之意”。

留日归国学生抵达北京、上海是在5月中旬，此时正值中日军事协定签字之日。这两件事情都成为国内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随之，以京、津、沪等大城市为先导，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一场以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为主旨的民众运动。留日学生回国代表与国内学生界联合起来，推进反日运动的开展。5月20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代表阮湘等人与北京大学等学生团体共同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和平请愿活动。同日晚间，2000余学生聚集北京大学，留日学生代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会议决定次日到总统府请愿。 5月21日，北京2000余学生前往总统府，上午12时，学生代表见到总统冯国璋。 冯对学生们说：“诸生当亦知予之经验资格岂肯卖国乎？不过弱国与强国结条约，稍有损失，亦所难免。且日本极力与我国提携，表示一种亲善状态，我国人岂可一脚跌他出去乎？”学生代表被冯国璋几句官话即打发回去，请愿毫无结果。随后，北京政府即对留日归国学生采取严厉措施，勒令他们返回日本，继续留学生涯。5月21日请愿当日，北京教育部就向直辖各校和私立学校发出训令，同时密电各省行政长官，要求严加取缔所有学生集会和请愿活动。 次日，教育总长傅增湘发出第五号训令，指出“闻力学以救国者矣，未闻废学以救国者也，”劝告归国留日学生早日东渡，镇静求学。

到5月底，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有学生团体举行抗议活动，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学生罢课和示威请愿。虽然此次排日运动波及诸多城市，但始终局限于学生界，其他阶层没有真正卷入。 5月28日，教育部下达第7号训令，限令留日学生6月10日以前回院校，否则“一经查明，不能不予开除学籍，以示惩儆”。 同时，教育部还通电全国各校，“禁止学校干预政治”。 在政府压力下，6月下旬以后，北方各地学生运动开始转入低潮。

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经亨颐等为代表的教育界领袖对于此次学界发起的反日运动，也怀抱消极的态度。5月25日，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经亨颐向留日回国学生潘锡九、陈俊晖、王兆全等人表示：“因近日中日交涉，留学生全体归，以爱国之目的被利用，而为害国之方便。”经氏劝他们早日返回日本。次日晚，经亨颐又邀集留日学生王兆全、陈俊晖、潘西九等人在寓所便膳，探询“留学生被动情形，并劝其切勿附和，适可而止，早[作]返东之计”。 其后，经亨颐还向江苏省教育会表示了他的主张是：“留学生事，亦无何等办法。以赞而不助，使即返东。”在江浙两省教育会的劝说下，浙江留日学生已开始动摇，准备返回日本。6月1日，范寿康告诉经亨颐，留学生“已愿返东，前提是教育部要取消六月十日之限”。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国民党媒体对学生界的反日运动，至始就采取鲜明的支持态度。国民党的党媒《民国日报》及时报道留日学生的爱国举动，并发表社论积极声援。据统计，从1918年4月至6月，上海《民国日报》刊登留日学生活动的各种文电100多篇；另外专载学生发表的文电38篇；为归国留日学生团体刊登启事100余次。简言之，国民党媒体对于此番学生抗议运动的积极支持，由此可见一斑。

4 为五四运动预热

此次学生界的反日运动，实际上只存在一月有余，为时甚短。所以如此，原因是学生界基本上是在孤军奋战，除了国民党人给予积极的支持外，其他党派和社会团体基本采取了中立的态度。特别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及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派人物没有参与进来。此时，《新青年》杂志坚持胡适的不谈政治主张，而专注于文艺思想的革新，对现实政治“有意回避”。 江浙两省的教育界领袖沈信卿、黄炎培、经亨颐等人对学生爱国举动则采取“赞而不助”的保守态度。没有广大社会力量的支持，单凭一些血气旺盛、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要想把反日运动扩大化，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政府层面看，大总统冯国璋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尚未到公开决裂的地步。冯、段虽然明争暗斗，还不至于水火不容。冯曾试图利用学生运动迫使段祺瑞放弃中日军事同盟，但是段派的立场强硬，使其未能如愿。不过，此次反日运动为后来的五四运动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政治思想遗产——青年学生组织动员思想的强化。五四运动的健将匡互生回忆说：“自民国七年上期中日军事协定成立以后，……于是那些热烈的学生，因此觉悟到做事以前大有组织坚固的有力量的小团体的必要。几个月以内，各校学生独立自由组织和联合组织的小团体，相继成立的至少在二十以上。”

历史的前进，是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合力推进的结果。学生界通过此次反日运动强化了他们的组织观念，学生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18年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变革。欧美列强重返远东，中国国内政治也深受这一国际局势变动的影响。中国国内政治派系力量进行新的重组，亲美派与亲日派，也借助外援以强化其政治地位。与此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五四时期的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愈益密切。尽管1918年学生界的反日运动如同昙花一现，但是此次运动客观上为即将爆发的五四运动进行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

文/马建标 原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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