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朝鲜半岛与东北亚权力格局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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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自主之梦与中日俄英美的五国竞逐

1863年,朝鲜哲宗李昪薨逝,由兴宣君第二子李熙入嗣翼宗,是为高宗。兴宣君李昰应封为“大院君”,代为理政。为了打破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大院君倚重弱势派系、李氏宗亲与武官们,并撤废全国书院,限制两班特权,增加财政收入,稍稍缓解了朝鲜军政之弊。为了加强王权,大院君强力推行“卫正斥邪”政策,大肆搜捕东学党与天主教信徒,并坚持锁国,拒绝开港,还成功击退法国、美国船舰,更在全国各地立下“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的斥和碑,以示其锁国决心。由此可知,大院君的“卫正斥邪”与锁国政策实为一体两面,即巩固朝鲜原有的“事大交邻体制”,确保朝鲜自主之权力。然而,高宗亲政后,不满大院君专断独裁,欲夺回王权,遂反对“卫正斥邪”政策,并重用王妃闵氏一族,暗中削弱大院君的权势。

当时,日本推行明治维新,内政外交为之一变。日本对马藩按惯例向朝鲜通告日本王政复古之事,但朝鲜却因日本书契不符合过去文书定式,竟拒绝受理。日本君臣感觉受辱,愤然商讨“征韩论”的可行性。为此,日本派出军舰探查朝鲜海岸,并炮击江华岛,要求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确定朝鲜为自主之邦,间接否定中朝宗藩关系的正当性,埋下破坏中朝宗藩关系的潜在威胁。除了日本强行缔约外,朝鲜北边还有俄国虎视眈眈,而英国为了对抗俄国,也有北上朝鲜之虞,朝鲜只能依靠清帝国。由于伊犁危机,清帝国注意到俄国的威胁,决定由防日转为联日抗俄,所以才有黄遵宪“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朝鲜策略》。《朝鲜策略》的基调虽是亲中联日美,却引发朝鲜儒生们的抗议,而日本对朝鲜的威胁也日益严重,逐渐引起中国的戒心。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朝鲜乱兵火烧日本公使馆,遂在《济物浦条约》允许日本在使馆驻军的权力,给了日本干预朝鲜的机会。为了稳定朝鲜政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支持闵氏戚族执政,软禁大院君,并希望朝鲜与美国签订商约,借以引入美国势力,避免日本独占朝鲜,制衡俄国南下之忧,还可以让欧美列强互相牵制,达成均势状态,中朝宗藩关系也可以相对强化,逐渐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因此,在李鸿章示意下,朝鲜全面开放门户,未料却让朝鲜沦为欧美列强竞争的肥肉。

朝鲜开国后,清政府发现“属邦自主”的宗藩惯例,无法得到欧美各国的认同,并与《国际法》的“属国外交限制权”互相矛盾,让朝鲜外交成为传统天下秩序与国际法秩序原理并存的“两截体制”。为了解决“两截体制”衍生的种种问题,北洋大臣李鸿章欲改变宗藩体制的惯例,将“宗藩关系”实体化,让日本、欧美各国承认中朝宗藩关系的合理性,达到列强均势、保护朝鲜的目的。但事与愿违,中国越想加强中朝宗藩关系,反而让朝鲜越倾向自主,试图脱离宗藩体制。再加上欧美各国传入的新式知识,使年轻官员如金玉均、洪英植、朴永孝等人主张联日排中,挣脱清帝国对朝鲜的控制,于是这些人趁着中法战争之际,发起“甲申政变”,杀死事大派重要人物如闵台镐等人,另组新政府,并径自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在清军反击下,“甲申政变”很快被平息,事大派重夺政权,金玉均等人亡命日本。

金玉均等人发动政变的原因,主要受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煽动,使朝鲜国内反日情绪大涨,中日关系极为紧张,日本不得不采取“军事退却、外交进攻”的政策。为了稳定朝鲜政局,李鸿章同意释回大院君李昰应,牵制闵氏戚族,提升事大党的力量。以朝鲜王妃闵妃为首的闵氏戚族担心大院君报复,又担心中日冲突将危害朝鲜利益,所以接受朝鲜总海关税务司兼外交顾问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联俄拒清”的建议,遣人与俄国秘密谈判陆路通商问题,初步确定了《第一次朝俄密约》的基本内容。清政府很快得到朝鲜准备联俄的风声,问责朝鲜政府。为了掩人耳目,穆麟德代为穿针引线,与俄国驻日公使戴维道夫(Davidov)于1885年2月14日在东京秘密签订《第一次朝俄密约》。朝鲜求俄国保护、签订密约的消息很快引起列强的警觉。

由于《第一次朝俄密约》的刺激,李鸿章决定加强控制朝鲜内政外交,避免朝鲜投向俄国怀抱。日本、英国亦深感不安。日本担心俄国趁机侵夺朝鲜,届时日本将丧失控制东北亚的门户之钥;英国则担心俄国远东舰队悄然南下印度洋,使英国在阿富汗的军队陷入被俄军南北夹杀的窘境,于是派船舰强行占领朝鲜的巨文岛(Port Hamilton),防止俄国远东舰队南下支援,是为“巨文岛事件”。日本对英俄两国在东北亚的冲突相当焦虑,担心俄国乘势夺取朝鲜,但“甲申政变”让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大减,遂以默认中朝宗藩关系为前提,鼓动北洋大臣李鸿章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由此可知,“巨文岛事件”是围绕朝鲜各种矛盾更加激化的标志,象征朝鲜已成为东亚国际政治斗争的漩涡。为了阻止朝鲜与俄国私下联系,李鸿章几乎全盘接受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建议,如斥退穆麟德、重用金弘集与金允植,并任命袁世凯担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加强控制朝鲜内政外交,将松散的宗藩关系转成《国际法》承认的宗属关系。

李鸿章的朝鲜政策虽能切中时弊,却未顾及朝鲜本身的情况,不但轻忽了闵氏戚族的能量,也忽略了朝鲜长期党派倾轧的问题,更因其主张联英拒俄,未能积极交涉“巨文岛事件”,使朝鲜怀疑清政府欲以朝鲜为筹码,以飨列强。尤其是释回大院君之事,等于激化朝鲜内部斗争,使朝鲜君臣不信任清政府,对中朝宗藩关系实害多利少。最后,在中国长达两年的交涉下,英国同意退出巨文岛,俄国也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占领朝鲜领土”,并承认中朝宗藩关系,以实现俄国在朝鲜的最大利益。由此可知,“甲申政变”突显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的竞争,让朝鲜心生警惕,欲联俄制华,避免卷入中日两国的纷争,而“巨文岛事件”即代表英国对俄国插手朝鲜的抗议,暴露了清政府的实力不足,使朝鲜顿生轻视之心,甚至认为朝鲜与其指望清政府保护,还不如依靠美国更为妥当。

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在,虽能缓解列强对朝鲜的进逼,但清政府却发现朝鲜竟暗中接触俄美等国,使清政府势必进一步干涉朝鲜内政外交,也反映出中朝宗藩关系必须走向实体化的趋势,否则将重蹈丢失琉球与越南的覆辙。然而,李鸿章的策略却弄巧成拙,反而让闵氏戚族投靠俄国,再加上商务委员袁世凯对朝鲜政府的高压政策,动辄威吓胁迫,朝鲜君臣不堪受辱,试图“引俄斥华”,遂有《第二次朝俄密约》之事。清政府对朝俄联盟之事极为重视,不惜整军备俄,也要保全朝鲜,商务委员袁世凯更大胆建议罢黜高宗,另立新王,但因李鸿章担心引发日本与俄国的联手反击,破坏朝鲜均势局面,此议遂息,而朝俄联盟与《第二次朝俄密约》也在朝俄两国双双否认下,不了了之。不过,李鸿章重新调整策略,不再干涉朝鲜宫廷纷争,加强控制朝鲜经济,并延续“以夷制夷”的方针,采取联俄制日、联英制俄的政策,尽量排除俄国、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可见在日、俄、英三国互相掣肘的情况下,清政府才能勉强维持其宗主权。

经过一连串的风波后,朝鲜君臣不得不重新审视中朝宗藩关系,似乎放弃自主的意图,约束亲美、俄、日的改革派官员,但这些亲中的作为只是为了麻痹袁世凯,使其放松戒备。袁世凯不疑有他,以为朝鲜君臣已心服口服,不再存有异志。殊不知,朝鲜君臣的谦恭态度,不过是假象而已。事实上,袁世凯的高压手段,让朝鲜反华意识日趋强烈,逐渐形成中朝对立的局面,并遣使赴华,指控袁世凯在朝鲜的种种劣行,试图让清政府调走袁世凯。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袁世凯仍继续留任商务委员,让朝鲜君臣倍感压力。朝鲜自知力量不足,却有计划地破坏事大礼仪,如朴定阳违制问题,赵大妃丧礼问题等,皆利用《国际法》挑战中朝宗藩关系的合法性,模糊了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削弱清政府在朝鲜的影响力,加速了中朝宗藩关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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