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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弗格森:特朗普该如何应对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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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

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德国问题”一直是最大的,也是最困难的地缘政治问题。所谓“德国问题”,简单来说,指的是讲德语的人统一在单一秩序下,是否会在欧洲的中心创建一个强大而危险的国家。正如奥托•冯•俾斯麦预见的那样,这个问题最后由“血与铁”给出了答案。两次浩大的灾难性战争,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暴力和毁灭,最终也给德国带来了失败和分裂。直到1990年,(由于)人口减少和文化变革已拔去柏林的“毒牙”,德国再次统一的威胁减少了。尽管凭借疆域和经济实力,这个国家仍然主导着欧盟,但它已经没有危险了。

(然而)同样的描述并不适用于俄罗斯。尽管经济影响力衰退了,这个国家却变得越来越具攻击性。21世纪最大最困难的地缘政治问题可能是:我们该拿莫斯科怎么办?

和德国一样,新“俄罗斯问题”是该国“中央位置”的函数。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在其顶峰时期,德意志帝国版图从科布伦茨直到柯尼斯堡,从莱茵河沿岸延伸至波罗的海海岸。而今天的俄罗斯则是全球中心。在伟大的欧洲帝国中,它是唯一在陆地而不是海洋上延伸至亚洲的。本月,正好是苏联难以置信地和平解体满25周年(译者注:作者写本文时间为2016年12月,恰逢苏联解体25周年)。然而,俄罗斯联邦仍然从加里宁格勒——也就是1945年被俄罗斯合并前的柯尼斯堡——一路延伸至弗拉迪沃斯托克,跨越4,500英里和10个时区。

在19世纪,俄罗斯面向西方的大城市和广袤而荒凉的亚洲腹地之间的紧张关系,给小说家以及剧作家提供了奇妙而丰富的材料。伊万•屠格涅夫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争论俄罗斯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但谁也不会怀疑其面临的东—西两难境地。这还不是纯粹的地理现象。农奴制意味着,直到19世纪60年代——实际上在此之后很久也一样——一个俄罗斯绅士只需要穿过他的庄园,就把欧洲给远远留在了身后。

但今天,俄罗斯面对的东—西困局,正迅速成为国际政治而不是文学的核心难题。一面是早已在经济和人口方面超过它,并越来越渴求在亚洲拥有超群地位的中国;另一面则是将自己所有的繁荣押宝于对美国保护的过度依赖,并因而在政治上内敛化的欧洲。

在其最近的新书《世界秩序》中,亨利•基辛格对比了四个不断演变而且不相容的国际秩序概念:美国,欧洲,中国和伊斯兰。俄罗斯在这一谋划中的地位则是模糊的。“从彼得大帝到普京,情况已经改变了,但节奏却惊人得一致,”基辛格写道,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欧亚’强国,横跨两个大陆,但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方找到归属”。它已经从“欧亚大草原的艰苦教育中”领悟了自己的地缘政治格局——“一群游牧部落在广阔无垠的地域争夺资源”。

(从上面似乎)可以推出:俄罗斯是对世界秩序最不感兴趣的大国。不过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无疑会否认这一点。他会辩称,秩序的最好基础是大国相互尊重各自的影响范围以及国内的政治分歧。另一方面,俄罗斯显然是最可能利用网络战争这一新工具的大国,正如基辛格在2014年给出的预见性警告:

网络通信在社会、金融、工业和军事部门的广泛运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弱点。它超越了多数规则和规定(实际上也超过了许多监管者对技术的理解力),在某些方面创造了哲学家设想的“自然状态”,而根据霍布斯的说法,逃离这种状态就为创建政治秩序提供了动力……在外交和战略上,网络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建立了一种非对称的、先天的混乱无序……(如果)没有一些国际行为规则的明确约束,这个体系的内在动力中就会产生危机。

这场危机已经到来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政治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弄清楚俄罗斯政府在影响11月的总统选举结果方面,取得了何种程度的成功。俄罗斯曾试图这样做,这已经不需要什么严肃的讨论了,因为该国的黑客成功“黑”进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箱,维基解密则提供了通道。由此产生的电子邮件转储和泄漏可能强化了选民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负面看法。鉴于唐纳德•特朗普在关键的“摇摆州”只取得了险胜,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次(邮件泄露)是决定性的——虽然对于关键选民来说,这并不比其他的因素更具决定性,因为这是场“每一个因素都很重要”的选举。奥巴马总统现在就说:“当任何外国政府试图影响大选的完整性……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而且,“我们会的”。

不过,仍有争议的是,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自己的竞选接受着莫斯科的帮助。若真如此,是否存在一些互利条件?富兰克林•福尔(Franklin Foer)7月份在《石板》(Slate)杂志撰文,称普京有“摧毁西方的计划——这个计划看起来很像唐纳德•特朗普”。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则在《华盛顿邮报》上把特朗普称为“满洲候选人”。这样的断言充其量只有些间接证据。(但是)当他聘请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作为竞选经理时,特朗普不可能不知道马纳福特曾为克里姆林宫的好友维克托•亚努科维奇——2010年至2014年在任的腐败的乌克兰总统——工作过。另一位特朗普的前竞选顾问——卡特•佩奇(Carter Page),也与莫斯科有着可疑的紧密联系,还曾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发声辩护。

此外,阴谋论的支持者还引用特朗普对北约的描述——“过时的”和“昂贵的”,以及如果自己当选就会和普京“大量”往来的愿望,还有他一直拒绝承认俄罗斯幕后指使了针对竞选对手发起的网络运动,一个他自己在7月份——如果只是开玩笑的话——曾煽动的运动。

然而,这个争论实际上没什么意义。首先,俄罗斯试图影响西方选举的看法,不过是老调重谈:这种“心理战”冷战双方的情报机构都用过。新技术可能使它更容易运作并生效,但它仍然——不同于生物战争——没越过国际法的界限。第二,在一场缺乏克制的选举中,特朗普可能只是利用了一个出乎意料但并非不受欢迎的优势。如果另一个外国政府提供了一个自由主义网站,泄露了从共和党账户中窃取的令其难堪的邮件,希拉里会视而不见吗?第三,特朗普在选举期间所说的任何话,都不能强制他和普京结盟。他在4月份的《福克斯新闻》中对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表示:“我认为我可能与普京建立良好的关系,”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比尔。也许我们会(建立良好关系),也许我们不会。”

我们需要问的真正问题是,为什么俄罗斯政府如此渴望帮助特朗普的选举?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像想象中那么明显。正是俄罗斯着急地——甚至可以说急不可耐地——需要一个比(希拉里)克林顿更友好的总统。莫斯科插手美国政治,并没有体现它的实力或者老练的战略水平,而恰恰反映了它的弱点以及对冷战策略(如心理战)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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