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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型穿透型轰炸机看美国第三次抵消战略中的“一次打击”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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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要发展穿透型轰炸机

美国把战略轰炸机分为穿透型轰炸机(Penetrating Bomber)和防区外轰炸机(Stand-Off Bomber),穿透型轰炸机能够突入具有严密防空体系的敌方纵深,摧毁战略目标,防区外轰炸机则不需要实施危险的纵深突防,在敌方防御范围之外使用空射巡航导弹(ALCM)实施打击。

747巡航导弹载机
在防区外轰炸机优于穿透型轰炸机的理论背景下,美国甚至出现了基于波音747的携带大量AGM-86巡航导弹载机(CMCA)的方案。

目前,在任何地区都有可靠突防能力的穿透型轰炸机只有B-2。只有在防空体系不甚严密的地区,B-1B才能够实施穿透打击,否则就只能执行防区外作战,而B-52仅能作为防区外轰炸机使用。穿透型轰炸机代价高昂,B-2飞机单价高达9.3亿美元,完成21架飞机生产的整个项目成本高达443亿美元。

在防区外精确打击武器普及化的今天,让昂贵的有人驾驶轰炸机突入危险的敌方纵深区域,似乎是效费比很低的选择,因为使用低成本的防区外轰炸机也能安全地完成纵深打击任务。美国指出,在常规战术任务中,轰炸机能以少量起降架次完成对大量目标的打击任务,但是在这些任务中,只要战斗机和电子战飞机完成了防空压制(SEAD),B-52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那为何美国仍然要投入近800亿美元来发展和采购B-21远程打击轰炸机(LRS-B)呢?若从思维惯性和军种利益的角度判断,很难解释该项目为何会获得美国国防部和国会的支持。如果追本溯源就不难发现,这种选择背后的原因——战略轰炸机是为战略目的而存在的,它的首要任务是核任务。

通过解析美国的核战略和“三位一体”核威慑体系,便可以发现穿透性轰炸机的真实使命所在。

美国的核战略

鉴于苏联在1949年研制成功核武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的一次演讲中正式提出“大规模核报复”战略,即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就利用核武器规模优势,首先打击摧毁苏联的核能力并进一步大规模攻击苏联的军队和城市,这也就是“第一次抵消战略”。

然而,随着苏联核弹头数量的快速增长,加上苏联在1957年率先试射洲际弹道导弹(ICBM),美国开始认识到“大规模核报复”战略的缺陷,认为需要以优势核力量为基础,发展能够灵活应对不同规模战争威胁的能力,这种战略被称为“灵活反应”战略,并成为美国核战略的基调。

AGM-129与AGM-158
AGM-129(左)与AGM-158(右)的外形对比,注意AGM-158进气口的隐身处理。

20世纪70年代,随着双方核力量的发展和博弈,美苏之间形成了“相互确保摧毁”(MAD)的威慑稳定状态,而且苏联的常规军力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时,美国发起了“第二次抵消战略”,在装备体系中应用信息技术、隐身技术和精确制导武器,谋求对苏联的常规军力优势。

1981年,美国在“第二次抵消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有可能“打赢”核战争的思想。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美国政府“三管”齐下:通过与苏联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控制需要面对的威胁规模;提出“战略防御计划”(SDI,即“星球大战计划”),以新技术拦截苏联最为倚重的洲际弹道导弹;大力发展新型战略武器,如“侏儒”机动洲际导弹、B-1B和B-2战略轰炸机以及AGM-129先进巡航导弹。

相应地,美国在这一时期制订了利用多样手段的灵活方案,要求在核战争中首先摧毁苏联战略情报和指挥系统,然后打击战略武装力量(主要是发射井),最后以天基导弹防御系统拦截漏网之鱼的“一次打击,确保摧毁”概念,并强调了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冷战末期,美国老布什政府在制订战略时没有做大的调整,而是根据条约限制和新的形势,提出了打击导弹发射车和苏联领导集团地下掩体的新方案。

从美国冷战时代的核战略演变可以看出,美国既不愿意也不能够相信核威慑总是有效,出于对威慑失败的担忧和掌握主动权的渴望,美国始终希望能够拥有对苏联的“一次打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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