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中苏之间关于撤退专家的争论暂时平息了，直到三年后在中苏政治大论战的高潮中才翻出老账，旧话重提。至于说到苏联全面撤退专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过去似乎估计过高。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官方过分强调了苏联撤退专家在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中的作用。实际上，如前文已经指出的，从1957年起，在经济援助领域的苏联专家就开始逐渐减少了。如果说专家撤离造成的困难，那么主要也是在军事工业系统，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的是国防工业，在这方面聘请的苏联专家也最多。根据苏联驻华使馆1960年年度工作报告中引用的数字，截至1960年7月1日，在中国的44座城市和34个部委系统中有1292名苏联专家在工作，就经济专家而言，一机部467人，二机部252人，冶金部101人，水电部60人，化工部37人，地质部和地质总局27人。此外，医疗保健系统21人，教育部系统28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从事经济建设的1150名苏联专家当中，80%以上的人在国防企业或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委（如一机部、二机部）、企业和科研机构中工作。而在煤炭部、石油部、农业机械制造部、建设部、轻工部、农业部、农垦部以及铁路运输和通讯等部门，都只有1-7名苏联专家工作，在水产部、粮食部、纺织部等系统，则已经没有苏联专家了。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说，苏联专家的撤离是有一定影响，但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滑坡和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己的政策失误，而与苏联撤退专家没有直接关系。

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确给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和尖端武器研制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短期难以全部估计的严重损失。按照中苏协定，苏方应援助中方建设的核工业项目共30个。到1960年9月的统计，全部建成的项目只有7个。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项目16个，但其中有些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上还有存疑，图纸出现差错的也不少。其余14个未完成工程设计的项目，中方设计人员未能掌握其核心技术，大多数不得不从头开始设计。在设备供应方面，有13项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16项只供应了少部分（其中一般设备多，关键设备少，有些尚未配套），1项完全没有供给。由于有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使一些工程无法形成生产能力，迫使中方不得不组织力量从头研制和生产。总的说来，由于苏方撤走专家，中断工程设计，停止供应设备材料，使正在建设中的9个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有些即将建成的项目，也因苏方毁约停援，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的时间。受到严重影响的主要项目有：海军导弹靶场的建设、长波电台的建设；空军地空导弹固体火箭发动机和发射架的订货验收；五院543和542两种型号的总设计和仿制，冲压式喷气发动机8108项目风动设计两个专业的掌握。20训练基地：靶场仪器安装盒故障排除，现有型号和国产型号的发射效果分析，无线电遥测系统、控制系统及计算原理，反干扰与保密相结合的问题。三机部两种导弹潜艇（623和633产品）、一种导弹快艇（183P产品）的试制、资料调正、设备安装，以及杜16喷气轰炸机的装配、试验、鉴定，还有上述产品的无线电配套产品（雷达、引导站、测试设备、电子引信等）的制造；哈军工高射导弹射击理论、控制回路设计和飞行理论等新专业的掌握等等。 尽管如此，但客观地讲，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核工业基础的奠定和基本框架的形成，以及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还是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没有中苏在核工业方面的6个协定以及苏联根据协定提供的设备、图纸、资料和专家的帮助，中国的原子弹是不可能在1964年就试验成功的；如果没有苏联提供的地对空导弹和苏联专家的培训，中国也不可能在1959年10月以后就基本排除了国民党飞机对大陆上空的肆意骚扰。如果要判断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那么可以说，苏联在1960年停止提供技术、设备和撤退专家的举动，可以延缓但已经无法阻止中国的核试验成功了。

正如有些俄国学者批评的：撤退专家并非是出于需要，而是赫鲁晓夫的毫无理智的行为，这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甚至成为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著名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曾经评论说：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其理由也是站不住脚和含糊其词的，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使得中苏关系走到了无法恢复的地步。不管怎样，到1960年底，在中国大地上只剩下1名苏联专家了。

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由这些专家维系和传递的中苏友谊也从此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人们的思考和回忆。

文/沈志华 来源：《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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