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政府在撤退专家的照会中还提出了一个理由，即中国官员在苏联专家中散发反对苏共的宣传材料，似乎正在把他们作为反苏的工具使用。后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一次报告中也强调说，“自1960年春天起，中国当局开始‘劝诱’苏联专家，鼓动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的。
前文提到，中国政府经常要求各部门和单位向专家介绍中国国情。开始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专家作用，到“大跃进”运动兴起时，便增加了向苏联专家灌输中国有关经济建设看法和观点的意图。但至少到1959年下半年，中国官方在这方面还是十分谨慎的，尽量避免向苏联专家透露中苏分歧的情况，特别不允许与之发生争论。如1959年9月15日外专局向国务院报告，今年以来为北京地区苏联专家组织的15次报告会，效果良好，苏联方面的专家组织也希望加强这项工作。外专局借此提出了改进意见，一是强调在介绍情况时应当根据总路线对专家进行“务虚”，即重点报告大跃进、文化革命、人民公社等方面的情况；二是降低了报告内容的等级，过去可以向专家传达厅局级甚至部级的文件，现在限制为“向我们自己一般干部传达的报告内容”，并特别强调不能涉及对苏联的批评；三是强调对给专家的报告稿事先需加以审查。这些要求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取得专家对中国形势的理解，一方面也是避免将中共中央对中苏分歧的看法扩散到专家当中去。
到1960年初，情况的确有所变化。自1959年10月的争吵以后，中苏之间在具体方针和政策上的分歧需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给以解释，中苏双方都开始强调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大约从那时起，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
苏联照会及苏斯洛夫报告所讲，主要是指《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发表后向专家发送相关材料的情况。笔者看到《内部参考》报道了北京一些单位苏联专家对《列宁主义万岁》一文的反应的情况，如中苏友谊医院同位素专家聂仁列斯卡娅和舞蹈学校专家助手鲁勉采娃，曾与翻译人员谈起她对《列宁主义万岁》中一些观点的不同看法，认为“和平共处列宁也提过，今天就有可能，但要进行思想斗争”，“现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进行革命”，“革命可以通过议会，只要人民信任共产党，在议会中就可以得胜”等等。从报道的内容看，向专家发送材料的情况应是属实的，而且中共的宣传的确对专家发生了影响。正在中国培训导弹部队的苏联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回忆说：“苏联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最初的分歧，我们是在纪念列宁诞辰的集会上感觉到的。报告人所讲的令人难以置信——一切与我党的方针都是背道而驰的。当时还以为是翻译曲解了。大使契尔沃年科安慰大家：目前出现了一些困难，但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曾经建议我们与中国军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而现在这种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并无强迫苏联专家接受中国观点的情况，至少中方有关部门在发放材料没有做出这种要求。因此，鼓动专家反对苏联党和政府的情况应该是莫斯科的臆想。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所谓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监视”和跟踪的情况。苏联政府在照会中指出，这说明前来帮助中国建设的专家在中国却得不到“最起码的理解”，从而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许多苏联专家也有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专家都不许单独行动，跟踪他们是强制性的，即使上厕所也有人跟在旁边，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搜查他们的住所。有的专家感觉到，“我们在中国就像关进了一所被高墙环绕的监狱”。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试想，援助者在受援国根本得不到信任和尊重，他在那里还有什么停留的必要？所以，笔者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论是，无论苏联政府或专家本人是在何种情况下这样说的，以及他们这样说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种描述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就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到50年代末中苏上层关系紧张以后，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曾要求在苏联专家身边工作的人员提供专家情况，如在洛阳苏联援建的各企业，翻译人员每隔两个星期必须汇报一次专家的情况。尽管这种情况使得那些翻译们感觉到似乎中苏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与前述“监视”和“跟踪”毕竟还是两码事。
笔者在采访中方负责接待苏联专家或与专家共同工作的人员时，对所有人都问了这个同样的问题，而得到的答案全部是否定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老干部肯定地答复，安全部门从来没有对任何一名苏联专家使用过“手段”，因为这是不允许的，根本也不存在这样一种政策。对苏联人采取反间谍手段是70年代的事情，而那时苏联专家离开中国已经很久了。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说法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阿尔希波夫等人拒绝这样做，并坚决不同意中国人对苏联专家“盯梢”的说法。即使某些专家的感受是真实的，这大概也是由于误会造成的。据了解，对于苏联专家的外出行动，中国方面的确是要求有人陪同的，但这些人只是警卫、向导和翻译。50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太稳定，由于在专家住所发生过偷盗现象，甚至有反革命分子或敌特想要杀害苏联专家，所以中方对专家的警卫是很严格的。大约在1953年之前，苏联专家的对苏联专家的保卫工作，都是公安部八局直接负责的，后来才改为由各单位负责。直到1956年6月接待外国专家的会议上才决定，对专家的警卫工作应主要放在驻地的安全保卫方面，一般专家外出可不随身警卫，但对于专家负责人或特殊专家外出，以及在偏僻荒凉地区出差的专家，还是要求随身警卫。如1956年秋天，副市长郑天翔陪同北京市的苏联专家到东陵参观，警卫还需佩带6支短枪，4支冲锋枪。至于中方派遣向导和翻译跟随，则完全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多数苏联专家也认为这是需要的，“因为他们不懂汉语”。原洛阳拖拉机厂协作处副处长戴道先生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陪同专家组组长列别科夫到上海出差的情形，据他说，那时对专家的保卫十分严格，专家夫妇出门，不仅有处长和翻译陪同，警卫员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专家夫人去游玩，警卫员也不离左右，既负责安全，又是向导。专家对此很满意，并无不快。劳动部专家柯希金在部机关上班，用午餐在北郊专家招待所，按规定每天应有专车和警卫员送他去用餐。但柯希金坚决不要照顾，后来中方同意他徒步往返，不过，为了专家的安全，警卫员还是坚持要派的。在笔者看来，与这位专家朝夕相处的翻译人员的回忆是可靠的。
实际上，如前所说，早在1960年以前，苏联在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上就已经实行了紧缩政策。虽然双方从1958年起都开始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做法，但如前所说，中国并非不需要专家的帮助。相反，在减少或停止聘请管理层面的苏联专家的同时，中国对科学技术专家的需求更迫切了，尤其是在核武器和高新技术方面。然而，恰恰是在这一领域，随着中苏政治关系的紧张和恶化，苏联政府对于派遣专家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了。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赫鲁晓夫终于决定利用撤退专家的方式，再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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