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时代的“普天之下”到大清帝国拥有的四至八道，“天下”已经增添了更多的内涵，数千之内多民族的融合，共同营造了脚下的土地与头顶上的蓝天。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充当主角的不只位于中原的汉民族，周边各民族作出同样的贡献。“多民族，多元一体化的中国”是近年出现的主流提法，但事实上古代社会早已出现类似的理念，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根据中国文献记载提出“九州与四海=中国+夷狄”这一中国古代天下观，对于这一提法可以在《周礼·职方》中找到线索，“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显然，职方氏执掌天下之图，天下之地不只包括中原地区，也不只农业社会，其中涉及的蛮、夷、戎、狄以及六畜均属非农业民族以及非农物产，农业民族与非农业民族共同构成天下。《周礼》将九谷、六畜包融在职方氏的权限内并非偶然，自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与周边民族的融合是为人共睹的事实，故我们可以在东汉人王充《论衡》中看到这样的记述，“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古人置身于疆域伸缩与民族交融的过程之中，我们今天享有的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故古人的体会更为深刻。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无论疆土局限在农耕区之内，还是迈出农牧交错带向非农业区域延伸，民族之间的交融始终贯穿其中，因此疆域既是历史产物，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并非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功绩。

疆土是立国之本，也植根在大地上，大地不仅提供了疆土的空间，且为疆土的伸缩注入了基底。

文/韩茂莉 原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夏之卷

注释：

[1]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见氏著《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

[2]邹逸麟:《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征》，《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邹逸麟:《论清一代关于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历史地理》，第24辑(2010年)。李大龙:《试论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与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3]《晋书》卷14《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4]《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5]《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五》，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陇西郡位于今甘肃临洮，襄武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南;安定郡位于今甘肃镇原东南，美阳县在武功县北;北地郡位于今宁夏吴忠一带，池阳县在今泾阳县北;上郡位于今陕西榆林东南，衙县在今陕西白水县东北。

[6]《后汉书》卷113《郡国志五》朔方郡条引《魏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7]［法］儒勒．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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