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仅就疆域伸缩而言，清以前与清王朝分属于两个阶段，前期疆土徘徊在由400毫米等降雨量决定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后期则专属于清代，这是一个跨越农牧交错带，将疆土稳定地伸向西北干旱地区的时代。

▲ 农牧交错图景

清以前各个王朝，周边民族的族属虽然不同，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互有伸缩的土地之争，始终没有离开农牧交错地带，农牧交错带既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也是疆域内缩的终止线。清朝面对的疆域形势不仅与以往历代王朝完全不同，也与蒙元帝国并不一致。蒙古人进入中原之前已经拥有了西边、北边，在此基础上实行由外及内的领土路线;满洲人只拥有东北，整个内地及其他各边均不在控制之内，故仍然采取由内及外的领土路径，但与前朝不同的，清人在北边采取了联蒙政策。16世纪蒙古分为漠南、漠北(即喀尔喀蒙古)、漠西(即卫拉特蒙古)三大部，清人入关前已经与漠南蒙古建立了联属关系，漠北喀尔喀蒙古也归附在清人统辖之下，至17世纪末内外蒙古全部归于清版图内。南、北两部蒙古的归属，在将农牧交错带融于境土腹心的同时，并将疆域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南岸，向西抵达西域。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游牧于天山南北，其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强，入清后不断侵扰漠南、漠北两部蒙古，并与境外势力建立联系，威胁西北边疆危机，对此清廷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陆续发兵，平定了准噶尔与回部大小和卓势力，统一了西域。

就地理意义而言，清王朝针对蒙古准噶尔部以及回部大小和卓的系列战役，争夺的空间早已逾越了农牧交错带，而推至中亚草原的边缘。中国历代王朝不乏将境土扩展到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以西以北的事例，其中汉唐两代拓土西域尤其为历代称颂，但汉唐时期都没有获得对于年降雨量400mm等值线以西以北地区持续而稳定的统辖，国力强盛时期拓土西北，国力衰微即固守农牧交错带。只有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突破了这条农耕民族守疆固土的底线，将疆土延伸至中亚草原，而且稳定、持续地拥有了这片土地，并在光绪年间设立新疆巡抚，将其置于与内地等同的管理系统之下。对于清初康、雍、乾三世对西北军事行动的重大政治地理意义，法国学者儒勒·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清楚地指出，这一切对于中国疆土意味着什么。“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尔的吞并，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十八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既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7]格鲁塞提及班超时代，事实上还可以向前追溯一百多年至汉武帝以及郑吉时代，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民族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经历了多次反复，最终跨过农牧交错带，将帝国的疆土实实在在锁定在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地区，这一贡献不是得自汉唐帝王，而是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以及乾隆所在的时代。如果说，中国疆域扩展经历了黄河与长江流域两大农耕区的联合、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的疆域伸缩、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三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几乎决定了泱泱大国基本版图。

与新疆具有同样重要地理意义的是西藏，自元代正式将西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中原王朝的版图再次突破青藏高原这一地理界限，继元、明两代对西藏的管理，1727年清廷向西藏派出驻藏大臣，办理前后藏事务，继续保持对西藏的统属。台湾正式纳入中原政权行政区在康熙朝，1683年清军澎湖海战击败郑氏水师，台湾划入大清帝国版图，初归福建省管辖，1885年设立台湾省。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前，清王朝的版图不仅辽远，而且有着超越汉唐时期的完整疆域。

三

从史前时期至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数千年内中国疆土屡有伸缩。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凝聚为一体，到国家掌控范围自黄河流域伸向长江流域，首先完成了农耕区核心地区的政治、文化认同与境土弥合;以后以此为核心将境土向周边扩展，其中主要离合纷争发生在北方农牧交错带，这一地区在疆域变迁的回旋起落之中承担着起点与终点的双重角色;清王朝突破农牧交错带融南北蒙古、西域于大清版图之内，并继元、明两代继续实行对青藏高原的统辖。历史时期中国正北、西北疆域变迁的三个阶段分别在空间上构成三个圈层，每个圈层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均不同，中原政权缘起于农耕民族，因此首先弥合与延伸的范围是自己熟悉的农耕环境，然后才会将疆土拓展到非农业生产地带。疆土扩展中，每逾越一类地理障碍，就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地带。回顾历史，地理能够成为疆域伸缩的基础，在于它左右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意识与文化认同。疆土与人类的社会组织或政权相对应，而将散处在各地的松散人群凝聚在一个政权之中、整合在共同疆土之下的力量，不仅政治，文化认同也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跨越地理环境，将疆土推向经济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地区，应是政治、军事与文化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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