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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失序是中国的战略机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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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失序化与中国的战略思考

内容提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日趋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不作为与胡作为;基于权力的扩散,非国家行为体不断介入国际政治;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方面规则的缺失;世界主流经济理论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国际关系的失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对中国国家利益日益全球化的现实将构成潜在的威胁,但对中国有效塑造国际经贸秩序却是一种机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学术界不断有人提出当今国际关系的失序化问题。2016年欧美一些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尤其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一些竞选言论及其任职以来的举措,更加重了学术界关于国际秩序失序化的担忧。本文首先提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关系的失序化,然后着重从五大方面分析这种失序化的原因,文章最后就国际关系失序化背景下中国的战略选择提出一些粗浅认识。

权力的游戏

一、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关系失序化的争论

众所周知,由于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上半期的世界是一个无序的世界。二战之后,人类总体上摆脱了这种无序世界带来的灾难。尽管冷战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典型的意识形态对峙,但以两极格局为特点的冷战时期总体还算是一个有序的世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人类步入了一个后冷战时期,相对于有序的冷战时期而言,无法预测的后冷战时期似乎是一个无序的世界。所以,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才会在1991年提出要重塑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美国学者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其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一书中也认为,冷战时的世界是非常有结构的、也是有规制的,而后冷战是“失规制”的时代。他认为“国际失规制”是后冷战世界的典型特性。哈斯进而主张建立一个规制主义(doctrine of regula-tion)的后冷战国际秩序。但事实证明,近20年的后冷战时期尽管局部战争不断,但总体仍然是一个相对有序的世界。在这点上,西方政界与学界总体予以肯定,但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秩序却基本上持悲观看法。

按照美国学者伊肯伯里的观点,世界历史在经历了均势秩序、霸权秩序之后,冷战以来的世界正处于美国主导下的宪政秩序,或者称之为威尔逊式的自由国际秩序升级版。但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肇始于经济失序并延伸到政治与安全等领域的全球失序化越来越明显。国际战略大师基辛格推出警世之作《世界秩序》,对当今国际秩序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在回忆撰写《世界秩序》的初衷时,他表示,“国际秩序观的危机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根本的国际问题。”

在一次访谈中,基辛格坦率地承认,当今世界处于混乱中(the world is in chaos)。美国另一位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前几年推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其副标题就含有对美国控制全球权力力不从心,从而导致国际关系无序化所体现的忧虑。他在前两年的一次访谈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着巨大混乱、割裂与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不存在唯一的中心威胁着大家,而是许多分散的中心威胁着几乎所有人。”针对国际关系的失序化,哈斯更加坚定了他在20世纪90年代所持的立场。2014年,哈斯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上发表《失序时代》一文认为在标志着已终结40年冷战的柏林墙倒塌25年后的今天,人类正目睹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与另一个历史时代黎明的到来;正在终结的时代是美国超群优势的时代。在美国优势时代终结的今天,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失序时代(Era of Disorder)。这突出体现在三大方面:中东正在进入“三十年战争”的早期阶段;在东欧,俄罗斯挑战基于法治原则的欧洲秩序;在亚洲,尽管保持着和平,但这是一种危险的和平。同年,哈斯在美国《外交》期刊上撰文,系统阐述了他对一个失序世界的认识。哈斯认为后冷战的国际秩序正在拆散——尽管它并不完美,令人怀念。2017年初,哈斯在其著述中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

关于国际秩序的失序化,西方媒体与学界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以讨论世界安全形势著称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15年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报告主题即为“崩塌的秩序、不情愿的保护者”(Col-lapsing Order,Reluctant Guardians)。报告认为国际秩序日益崩塌,主要体现在乌克兰危机及其对欧洲安全秩序带来的消极影响。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格森在评价当今国际秩序时指出,冷战被称为“长期和平”,但事实上,苏联解体后的20年看起来要和平得多。1991~2010年这段期间称为“短期和平”也许更有道理。但2010年之后,人类告别了“短期和平”时代,其主要原因是中东陷入持续混乱。弗格森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指出,2000年,在世界武装冲突导致的死亡中,35%发生在涉及穆斯林的战争中。而在2014年,这一比例高达79%。弗格森认为21世纪的今天,《古兰经》代替了《资本论》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为中东地区失序的根源。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切斯特·克罗克(ChesterA Crocker)认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失序的世界,就像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轮船在没有风或逆风行驶的情况下,船舵操作失灵,轮船在大海中漫无目标地漂流。当今的国际体系就处于无舵转型状态。克罗克认为失序的具体体现:东欧“乌克兰危机”引发无序状态,中东北非伊斯兰世界内乱导致无序状态,亚太地区各国受地缘政治推动而引发无序状态。

最近几年,中东地区出现以“伊斯兰国”的兴起为标志的地区失序化,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欧洲安全秩序隐患,亚太地区有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关连的东亚地区安全隐患,全球三大热点地区同时存在的重大安全问题让一些国际观察家对国际关系的失序化问题产生担忧。针对国际秩序的失序化,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认为,国际秩序的确出了问题,“各种迹象在指向某种‘错误秩序’(wrong order)”,“也许世界正在向着某种‘霍布斯’状态回潮”。与郑永年的国际秩序“霍布斯化”观点相似的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地缘政治回归论”。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是一种趋势,其原因非常复杂,但一些西方学者将国际关系的失序化简单地归咎于中、俄等“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布鲁斯·琼斯(BruceJones)等人认为,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受到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在欧洲俄罗斯试图通过侵略破坏战后的欧洲领土安排;在亚洲,崛起而自信的中国正在不断制造摩擦。布鲁金斯学会另外一位重量级研究人员罗伯特·卡根也持相似观点。卡根认为支撑世界达70年之久的自由国际秩序现在处于衰落期。尽管他承认国际秩序的衰落以及世界经济的衰退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但他却将国际秩序的衰落主要归咎于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乔治城大学教授克罗克也将国际关系的失序化归咎于中俄等国。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撰文称,关于世界政治中何者是“修正主义”的争论相当复杂。美国将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土主张视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针对西方学界、政界的观点,俄罗斯予以强烈的反击,认为在乌克兰、叙利亚等国支持“政权更迭”的美国才是全球秩序真正的破坏者。

二、国际关系失序化的原因

从学理上讲,国际关系的有序是指构成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即权力与规则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而国际关系的失序则是由于权力或规则这两大因素本身出现了某种变动,从而导致其互动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不适应或不协调。只有当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权力与规则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动态平衡,国际秩序才会延续下去,否则,已有的国际关系就会处于一种无序或失序的状态。这种秩序趋于失序化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方面。

第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约瑟夫·奈在《权力的未来》一书中指出,21世纪的权力在两个方向上不断发生着转移:其一是权力在不同国家间的转移,具体而言是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的转移;其二是权力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布热津斯基与斯考克罗夫特将人类在20世纪以来的重大变化总结为三点:其一,全人类都参与到全球的政治活动中;其二,全球权力中心由大西洋世界向远东转移,大西洋世界逐渐失去其过去500年在全球的主宰地位;其三,人类面临着许多必须解决的公共问题。近几年大量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一再显示,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呈下降趋势。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公开承认到2030年,亚洲GDP总量将超越北美与欧洲之和;中国将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欧洲俄罗斯与日本将可能继续衰落。报告认为,到2030年,单极时刻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将会结束,全球将没有国家会成为霸权国。21世纪以来,美国在经历了一场倍受争议的反恐战争以及金融危机之后,总体处于全球战略收缩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始终无法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乏善可陈。英国提出脱欧动议致使欧盟在全球无法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支撑现有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石方面实力明显不足,但这些国家又不愿对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做出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调整,这就导致了现有国际秩序中权力与规则互动关系的不协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掌控权力、塑造规则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国际关系趋于失序化。

第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作为与胡作为导致国际关系的失序化。作为现有国际秩序构建者与主导者的美国,近年来总体处于战略收缩态势,对于继续推动国际秩序动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由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迷失”。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强调自由国际秩序对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尽管强调国际秩序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并没能拿出有效的对策来捍卫美国倡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纵观奥巴马政府的八年任期,以战略收缩为特点的对外大战略在美国国内倍受争议,有学者就认为正是这种战略收缩导致了国际秩序的失序。2017年初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受国内民粹主义影响,对美国国家利益做出了战后最为狭隘的解读。从特朗普竞选口号与目前所采取的政策来判断,特朗普政府将延续奥巴马政府开创的战略收缩态势。有学者指出,在过去的70年,美国为自由国际秩序的繁荣发展提供着安全保护伞。但今天,美国比二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为关注国内问题。就当今国际秩序而言,在美国领导意愿不强,其他国家又无力领导的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是一种必然。

自冷战结束以来,“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思想在西方大行其道,其主要特点是淡化乃至否认自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以来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主权国家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其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借口,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实行政权更替以新干涉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构筑美国主导下的霸权主义世界新秩序。21世纪以来,新干涉主义又以所谓履行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中所说的“保护的责任”为借口,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再到当今的“伊斯兰国”兴起,新干涉主义对以中东为核心的世界诸多地区失序、混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西方国家的介入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世界。哈斯认为,全球失序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权力的扩散,另一部分原因则与美国有关。他认为美国于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加剧了伊斯兰世界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冲突。美国试图推翻叙利亚政权,但又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与叙利亚权力失控的地域出现了一个“伊斯兰国”。有西方评论家指出二战后70年过去了,但西方创造的秩序陷入了困境。人们越来越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参与毁灭’——毁掉一个曾对世界有益的秩序”。

第三,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深入发展,权力不断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传统的由国家行为体主导国际秩序的时代受到严重冲击。在21世纪以前的国际政治中,主权国家是实施权力的行为主体,传统的权力转移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间政治。但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从公司、非政府组织到恐怖分子,都有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直接作用。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随着市场进入成本和门槛的降低,信息革命会削弱大国的权力并增强小国和非政府行为体的权力”。非国家行为体可以低成本发挥重要作用,传统大国也无法在网络空间取得绝对支配地位。这样,在互联网时代,“世界政治将不再只是政府的领域。随着计算与通讯成本的降低,世界政治的门槛降低了”。传统权力的实施主体是国家,但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政府掌控权力的能力,权力的实施主体不断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变,也就是说权力在不断地扩散。权力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打破了传统的以国家作为国际秩序支撑基础的认识逻辑。这种新的权力扩散导致的结果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出现权力博弈。故此,传统的认识权力的逻辑在全球化推进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发生改变。布热津斯基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传统政治中表现消极或受到压制的社会群体在高科技时代出现了全球政治觉醒,这些受传统政治排斥的社会群体借助互联网不断冲击政府掌控权力的能力,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不同于从传统权力角度认识国际秩序的失序,权力的扩散导致那些拥有超强实力的国家行为体也无法完全左右许多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的深度介入。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政治深度介入,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失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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