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秩序的新形态
“天下秩序”作为一种儒家学者建构国际秩序的理想型，其基本原则是中国提供公共领域的稳定秩序，中国的周边国家透过仪式性服从，换取中国对第三国的制衡。例如朝鲜王朝臣服中国，换取中国协助朝鲜王朝稳定内政与国防安全的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天下秩序”在中国历史上的实践经验非常复杂，未必能简单化约为费正清所说的“朝贡体系论”。事实上，过去中国周边国家的朝贡行为只是中国对外交涉体制的一部分，如清帝国尚有互市制度的存在。换言之，中国周边国家未必要臣服中国，也可以透过互市制度，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体系，与中国进行通商贸易。然而，随著中国开关贸易与国际法的引入，清末士人眼界大开，逐渐正视中国内忧外患的事实，并经过近代国家形成运动的再造，使士人逐渐接受“与国”的存在，也重新建构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新地位，展开文化上的“典范转移”。 例如“天下”一词就偷偷置换了其语意存在的脉络，“天下”的意义也随之转换，使“天下”一词不再是天子管辖的领地，而是客观存在的全世界；“中国”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当时国际观念下世界诸国的一个国家，同样需要遵行以国际法为主的条约体系。
东亚诸国同样面临“天下秩序”体制崩溃危机的还有朝鲜与日本。日本的“天下观”一面延袭自江户时代以来的“华夷变态”之说，一面接受西方帝国主义的空间定义，将“天下”转化为“东洋”的认识，使许多日本儒家学者开始思考东亚的未来，遂展开东洋史的相关研究，并在“一个天下”概念的引导下，提出了“四海同胞主义”的民族生存问题， 进而提出了 “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口号，作为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自我合理化的理由。当时欧美国家面临经济大萧条，不愿过度卷入亚洲事务，竟姑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为。在这样姑息主义的国际氛围下，中国军民只能苦撑待变，浴血奋战，直到日本偷袭美军珍珠港，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中国得以加入美国、英国、法国同盟阵营，进而以大国姿态参加开罗会议，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国际秩序的东亚局势与权力分配。 可惜的是，二战战后的中国百废待举，民生凋敝，无法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自然也难以作为稳定东亚局势的中坚力量，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美苏冷战的牵累，被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自然难以思考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定位问题。
由于19世纪晚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强行割裂与中国有封贡关系的属国与藩部，使传统“天下秩序”与“朝贡体系”相继瓦解，造成中华民国与周边国家的划界纠纷，而中华民国内忧外患、无力解决这些领土归属争议问题，只能打迷糊仗，企图以拖待变，间接变成新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重大障碍之一。当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往来逐渐增多，必须重新思考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也必须处理过去遗留的领土争议问题，使现今的中国学者再次对中国认同与世界秩序构建的关系产生兴趣，甚至有某种基于民族自尊心的精神焦虑。面对领土边界上的争议，中国政府基于战略考量的务实立场，往往采取忍让态度，尽可能表现和善，并利用过去朝贡体系的“上国”、“事大字小”、“怀柔远人”等思想资源，找到忍让行为上的依据。除此之外，中国透过与周边国家建立依存度更高的经贸关系，或给予进口贸易的让利，或容许这些国家持续出超，或中国给予长期优惠贷款，为其开发各种基础建设，甚至无偿给予大量的外援，资助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使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更加巩固，同样也可以从过去朝贡体系的“厚往薄来”得到映证。
传统“天下秩序”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中国扶持周边国家的道德制高点，并在多边关系的权利义务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与共识。从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部对周边国家领土争议的怀柔表现，可知新中国外交仍受到“天下秩序”与“朝贡体系”的影响，而这些周边国家若想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政治与经贸关系，便会巧妙的利用形式主义与仪式行为，间接表现对中国政府的尊重与特殊友谊。这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在欧美学者要关注传统“天下秩序”的东亚国际体系是否会重新复活之问题，而中国学者也反省“天下秩序”后，再提出了抽象的“天下体系”理论，并因应中国经济成长狂飙的现实而提出“中国崛起”的论点，而有些影视作品也会有意无意的强调“天下”概念，也证明了“天下秩序观”并未消失殆尽，而是以新形态重新活化，并加入了民族主义与国家概念的新元素。例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就是从三位刺客的三种视角讨论“天下”概念，并以刺客放弃行刺秦王嬴政，拥护统一六国、以期建立“天下秩序”的结局告终。
正因为中国欲重返世界大国的战略构想与重建东亚新秩序的迫切心情，使中国这些学术观点与影视作品都在讨论传统“天下秩序”的时代意义，并考虑“天下秩序”的思想资源能否为当代中国建立新形态的国际政经秩序理论。当今中国不但要承续传统文化，将“天下秩序”的人文关怀，转化为新中国文化政策的思想资源，也要避免周边国家将中国误认为帝国主义式的霸权国家，而任何将“天下秩序”误读为中国霸权秩序，都是对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误读，也是对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猜疑，自然有必要加以澄清。现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中国重建大国地位的重要政策，却容易让人误以为中国的崛起将重建新的“朝贡体制”，可能威胁周边国家的安全，引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也使欧美国家爆发新一波“黄祸论”的危机感，让中国不得不面临国际社会的集体敌意。为了避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箭靶效应，中国重建国际地位的首要任务应在确立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并注意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关注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防范其削弱中国文明价值的普世性，尤其应著重中国国内治理价值观与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与这些周边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并向周边国家提供一合理有效的稳定秩序，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经利益能形成“供给-需求”的交换关系，自然能重新洗牌、建构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世界新秩序。
文/尤淑君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2016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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