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冷战中的文化宣传与心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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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
1955年访问日本期间,福克纳在长野举行的美国文学研讨会上发言的场景

离开菲律宾后,福克纳又前往欧洲进行了为期六周的访问。在此期间,他通过广播电台——这些电台辐射的对象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表达了他对个人权利和言论自由重要性的看法,并鼓励听众反抗压迫以及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而在冰岛,福克纳的宣传作用再次凸显,这个国家刚刚和美国签署了共同防务协定,同意北约在当地部署军事力量,政府的这一决定遭到了部分民众的反对,国内局势紧张。福克纳到达冰岛后,受到了总统的接见,并与大学、新闻媒体各界人士会面交谈。在接受当地一份刊物采访时,福克纳谈到了美国在冰岛的军事存在问题,他认为无论冰岛还是美国都不应为驻军负责,言外之意是,麻烦的根源是苏联,并且他还相信,美国人以自由之名在此驻军要比俄国人行侵略和暴力之实好得多。

1961年4月,福克纳参加了委内瑞拉举行的庆祝独立150周年的典礼。这是福克纳晚年参加的一次重要的官方出访活动。当时正逢美委关系的关键时期,委内瑞拉国内支持古巴的左翼激进力量正处于急剧上升的势头。就在福克纳到访前几周,委内瑞拉刚刚发生了一场未遂的政变,叛乱分子试图推翻总统贝坦科尔特(Romulo Betancourt)领导的政府。在三周的访问行程中,福克纳与现任总统贝坦科尔特和前总统加列戈斯(Romulo Gallegos)数次会面,同为作家的加列戈斯十分仰慕福克纳及其作品,他还亲自为福克纳授予委内瑞拉最高荣誉“安德烈·贝娄奖章”(Order of Andre Bello)。在美国新闻处的广泛宣传下,福克纳的此次访问成功盖过了猪湾入侵事件和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上天在当地的影响。

毫无疑问,福克纳的海外访问总体上实现了美国国务院的宣传目的,不过这段历史的一个复杂之处在于,福克纳实际上不仅仅扮演了冷战斗士的角色,他还有种族主义批评者的另一重身份。在上述几次海外访问中,福克纳在大声赞扬民主的同时,也不忘指出美国国内存在着严重的种族主义问题及其对于美国国际声望的损害。而国务院的官员似乎是有意地忽略了这一潜在风险,这与1946年美国国务院对于“美国超前艺术”展览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场艺术展览由于有左翼倾向的艺术家参与而被紧急叫停。本文作者认为,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福克纳在获得诺奖后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力,美国官方乐于将这样一位知名作家包装成为既是美国又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公众人物,他偶尔发出的批评因而也被容忍,甚至被视作是有助于塑造美式民主国际形象的有利因素,因为这正可以显示民主政体下公民拥有充分的表达自由。1962年7月福克纳逝世后不久,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就组织举办了一场“威廉·福克纳周”活动,官方将这位作家赞颂为是美国国家文化成就和民主体制的象征,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这位诺奖作家的最后一次海外宣传之旅。

2 “特洛伊计划”:冷战社会科学史上的一页

整理自: Allen A. Needell, “Project Troy and the Cold War Annex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edited by Christopher Simps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有人曾将冷战称作是一场“社会科学家的战争”,且不论这样概括是否完全恰当,但这个比喻的确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冷战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可以说,冷战对于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由于这场战争带来的需要,一批专门从事“政策相关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几所重要的美国大学中得以借助国家资金的支持而建立起来。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是1950年至1951年开展的“特洛伊计划”(Project Troy)。

二战期间美国战争信息署的宣传画报
二战期间美国战争信息署的宣传画报

“特洛伊计划”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二战中美国的宣传行动。早在二战初期,美国政府就通过建立战争信息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美国人忌讳用“propaganda”一词,而更多用“information”、“communication”等词代替)协调并开展针对海外(包括敌对国、盟国和邻国)的心理战,其手段包括了播送“美国之音”广播、好莱坞电影、报刊宣传册等等。战争结束后,在杜鲁门总统的指示下,一度将战争信息署承担的行动转移至美国国务院下辖的一个新设的临时机构:国际信息处(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负责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完整清楚地展示美国人的生活以及美国政府的目标和政策”。然而,随着冷战的兴起和美苏紧张关系的不断升级,制定一个正式且完备的宣传与心理战战略变得越来越迫在眉睫。1950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NSC-59号文件,提出由国务院负责制定和实施心理战计划。次月,在主管国务院对外宣传官员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的筹备安排下,杜鲁门总统在美国新闻编辑协会(ASNE)发表了启动“真相运动”(campaign of truth)的演说,他特别赞扬了“美国之音”的行动,并表示“我们必须让人们知道我们真实的样子,而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我们必须通过一场伟大的真相运动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尽管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宣传战略,但从1949年起,“美国之音”的俄语广播电台开始受到了苏联的全面干扰。为了“将真相传播到铁幕另一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考虑建立专门的行动计划来解决这一问题。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预算局局长、杜鲁门亲自提名的副国务卿詹姆斯·维布(James E. Webb)负责,维布向好友无线电工程师劳埃德·伯克纳(Lloyd V. Berkner,时任军方联合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主任)求助,希望借助他在学界的人脉,招募一批人员参与计划。在伯克纳介绍下,1950年7月,维布邀请了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季立安(James Killian)和该校人文与社会研究学部负责人约翰·伯查德(John E. Burchard)到华盛顿共进午餐,两人欣然同意加入计划,允诺将组织一流的自然科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团队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尽可能在1951年1月1日前向美国国务院提交最终报告。两人还建议,要实现这一计划的目标,不仅要在技术上实现突破,也需要在更广泛的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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