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广土众民”特点，“广土”实际上指的是与“雨养精耕”地区不同，大致以长城为界的400毫米等降雨量的地区，同时也是与“胡焕庸线”走向大致相仿的一条地理分界线，这条线以北以西，主要以牧区和绿洲为主，人口远远低于长城以南地区，一直到21世纪，这条线以西人口大致也只占全国人口的10％左右。虽然地广人稀，但是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中央政权无不高度重视其地位，将其整合到国家体系当中去。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分析元朝的“蒙古世界体系”时指出，蒙古国家建构的第一根支柱是“草原世界的武力”；第二根支柱是“中华世界的经济力”；第三根支柱是“穆斯林的商业力”。忽必烈新国家的基本构想，融合了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以及穆斯林商业力这三个连贯欧亚的历史传统基础(41)。不过，冀朝鼎、拉铁摩尔讨论了具有游牧政权“基因”的隋朝开发了大运河，将北方的军事战略区与经济区联通起来，可见，这并不是蒙古帝国的独创。到18世纪中叶，当俄罗斯与中亚的哈萨克、浩罕等与清朝接壤，天山的战略意义因此凸显，东西方向的历史轴线就显得非常重要，只能“以东(经济区)补西(战略区)”。由于这条轴线上没有水路可以沟通形成“大运河”，其战略航道只有通过空间上最为便利的“长城—天山”商路进行补给，“沙漠之舟”骆驼就是“航船”，“船队”就是驼队，这条“航道”上的商埠如归化、张家口、古城等被形象地称之为“旱码头”。这条“航道”源源不断地给戍边的将士和屯田的民户带去商业物资和必备的生活消费品，这条东西轴线无疑是清朝中期国家建构当中的一条生命线。
四、民族主义话语的不同面向与“中国性”的讨论
1840年，英国挑起的鸦片战争使得清朝沿海、沿江的经济腹地严重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此后，太平天国农民军和清朝之间的激烈战争使得发达的江南腹地基本上成为一片战争废墟。没有经济区的支援，西域新疆的驻军陷于绝境，大半新疆版图被阿古柏所窃据。1874-1884年间，清廷内部引发了关于国防战略问题的激烈争论，形成了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换一个角度讲，就是保“战略区”还是保“经济区”的问题。“塞防”占据上风，表明清廷意识到保“战略区”更为重要，随着新疆被湘军光复，新疆建省的目的之一是强化南疆的作用，使其从“回疆”转变为内地的州县制度，发挥一定的“核心区”功能，使得南疆能够为北疆提供物资和粮食财赋的支持。左宗棠吸取战略区与经济区分离的教训，一针见血分析历史教训，“陇与新疆专赖各省协济，非大部主支与内，疆圻襄之于外，事无由济。若如近时频催罔应，殊可寒心。”吸取了协饷不济是导致新疆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教训。“此时议开郡县，原故以内地之治治之，则一条鞭法不可不讲，除按丁抽赋之苛，而问田取赋，庶征收有定而贫富两得填平，加以平徭役，警游惰，禁侵贪，民可使富也。”(42)一方面明确指出，依靠本地的财赋支持新疆的边防和边政；另一方面，也通过国家力量实行直接管理，消除伯克制的弊政。
在俄国的不平等条约下，新疆已经丧失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左宗棠对此有清醒认识：“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万一强邻窥伺，暗煽并飞，后患方兴，前功尽弃。”(43)不得已将全省统治中心——首府确立在乌鲁木齐，“昔日新疆以伊犁第一重镇、乌鲁木齐次之、南八城又次之。今日之形势则大不然，近日确情当以乌鲁木齐辖境为第一重镇，伊犁次之，南路又次之。”(44)通过强化南北疆关系，相互支持，以防止沙俄觊觎边疆，这是建省的又一个重要目标。
以左宗棠的战略布局观之，新疆形成“双重”区域结构：第一重结构是“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依靠“长城—天山”东西轴线沟通内地经济区与战略区的关系；第二重结构是强化天山南北的区域结构，天山以南的绿洲为天山以北战略区提供物资支持。这双重结构的力量相互叠加，使得天山南北最后整合成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建省也体现了维护主权国家的自觉意识。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崩溃，外蒙古失控，“长城—天山”商路陷于窘境，但是始终未中断，艰难地维系着新疆和内地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民国杨增新时期，中枢基本上对于新疆财政无能为力，杨增新能够独自支撑新疆局面长达17年之久，完全依靠的是清朝的遗产——新疆建省后，国家体制下的“齐户编民”能够缴纳赋税——南疆的粮食、物资能够接济北疆，在内地经济区的支援力度降低的情况下，还能维持新疆最低限度的财政运转，保证新疆能够艰难度日。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历史在“冲击—回应”的海洋史观面向下，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海疆和陆疆的关系，也使得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混杂在一起。姚大力先生指出，19世纪末期，两种民族主义运动传入到中国，一种是“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它强调在现存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全体国民认同意识；另一种是“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它推动了汉、满、蒙、藏等民族各自的民族主义。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可能存在相互冲突。例如章太炎提出的激进的汉民族主义立场(45)。本文将“国家民族主义”直接译为“国族主义”。江南本应是中国的“经济核心区”，但是却成了“战略区”，不仅是抗日战争的中心，而且也是汉人民族主义反应最为强烈的地区；新疆本是中国的“战略区”，因为“经济区”无法供给物资财源，为自保反而变成了“经济区”，强调要加强“经济开发”。海疆、陆疆，虽然都是“边疆”，海疆却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区域，受到海洋而来的民族主义影响深重，学习“海国”进入新的国际体系成为近代中国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海国”作为了解对手形成的概念，既包括西方本身内部的典章制度和各方面情况，也包括其海外扩张，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情况，还包括其作为入侵者在中国的存在，以及船坚炮利体现出的优势，也就是说涵盖了西方、列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概念所指的不同层面，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近代国家概念。这一“海国”作为他者构成了中国自我认知的重要参照和实际的对应物。而这一“他者”此前一直不存在(46)。
与“海国”同构的历史叙述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的理论视野，这一表述基本上变成了汉族在回应西方的挑战，一部近代史基本上写成了汉族的近代史；陆疆危机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被完全表达为一部屈辱的历史，这种看法虽似正确但不全面。这是以海洋的民族主义为中心的视野。如果不单纯以这种视角看，而是站在陆疆的“国家主义”立场看，我们还会看到另一种面向：清朝通过整合内地经济区与天山战略区之间的关系，把各个不同族群——满、汉、蒙古、塔兰奇、回、“六城”绿洲民、索伦、锡伯等整合到一起，守卫天山南北，以强大的行动回应正在扩张的俄国以及各种复杂的内亚局面。平定准噶尔，回疆大、小和卓及张格尔，阿古柏的入侵，清朝在处理内亚问题以及俄国扩张问题上应该说有得有失。虽然对俄国不是以军事斗争为主，而是通过新建战略核心区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空间的调整，达到保证国土和主权的目的。这一历史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汲取，体现了一种主权国家建构模式。不能因为陆疆危机而彻底否定清朝在国家内陆疆域整合上的历史努力，也不能淡化非汉族群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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