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如何构建网络时代的威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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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威慑稳定

2015年3月19日,美国网空司令部司令迈克尔 ·S·罗杰斯海军上将(Adm Michael S. Rogers)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宣称,美国需要部署网空进攻能力。他抱怨白宫没有授权网空司令部部署进攻性手段,并对此表示担忧:“最终,纯粹的防御性、反应型战略,既跟不上需要,也极度耗费资源。”他的结论是 :“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提高进攻方面的能力,达到足以威慑的程度。”委员会许多成员呼应这位海军上将的观点。缅因州独立参议员安格斯·金(Angus King)附和说 :“我强烈认为发展网攻能力极其重要,”他甚至搬出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64年的经典电影《奇爱博士》(Doctor Strangelove)来证明这一点 :“如果你造出了这台世界末日机器,就必须让世人知道它就在你手中,否则,有这机器又有何用。”

“微妙的恐惧平衡”——兰德公司战略家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为描述冷战核对峙所撰文章的标题——应该被引用到网空领域吗 ? “确保相互摧毁”看似一个简单而直觉的概念,但是沃尔斯泰特1958 年的这篇文章,以此标题向那些把威慑看得轻而易举或者直截了当的人发出了永恒的警告。他告诫说:“世人对威慑稳定的乐观,几乎弥漫全球,要想驱散这种盲目乐观,也许第一步就是要认清,在我方的大量选择和苏联人的多种对策之间,充斥着我们极难分析清楚的种种不确定性和相互作用。”在他的眼中,战略威慑本身远不是所谓的理想终极目的,而是迫不得已必须面对的冷酷现实。虽说威慑构成了“防御政策的基石”,但沃尔斯泰特诚恳提醒说:“这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他并总结指出 :“我们对战略威胁的强调已经过了头,战略威胁不可能取代许多它无法取代的东西。”

继沃尔斯泰特的文章发表之后,美国的防务分析专家们研制出一系列愈加复杂的工具来测量微妙的恐惧平衡。这些演示超级大国之间的核交战可能会如何展开的模型,转而又为威慑稳定研究提供了基础支撑。通过部署即使在遭受精心策划的先发打击之后仍有能力进行毁灭性报复的核力量,美国和苏联都受到威慑,而不敢贸然发动核战争。

这种冷战时代以威慑求稳定的范式,能够适用于网战这个新领域吗 ? 无论前景如何诱人,技术和操作的现实都使它极难实现。尤其是,因为信息的质量问题,类似冷战时代用于评估超级大国之间威慑稳定的战略交换模型,在网络时代也难以开发出来。网空领域和其它领域不同,它与地理空间没有紧密相连,所以建模极度困难,原来明确无误的概念区分,例如“核军事毁伤”(counterforce)目标和“核民事毁伤”(countervalue)目标之间的区分,在这样的建模中变得混沌不清。这些障碍,既对美国构建可信的网空“确保反应”机制造成严重困难,也对那些企图对美国利益进行网络攻击的潜在敌人带来巨大挑战。虽然缺少这样的建模能力,无法有效模拟网络攻击的效果,美国如能施行合适的政策,保持合适的能力,也可以迫使理性的对手放弃攻击美国的企图,让他们知道发动这样的攻击得不偿失,反而会招致美国毁灭性的报复。因此,为针对网空威胁建立最大程度有效的威慑机制,美国应该为潜在对手制造最大程度的困难。

为达此目的,美国需要建构一套立足技术的全面网空战略,此技术战略必须注重满足几个目标,包括韧存性(尽可能减少敌人网攻得逞而可能造成的破坏)、拒止能力(尽可能降低敌人网攻得逞的几率),和进攻能力。这种战略,如果强大到足以抗衡最老练的国家级对手,那么它也会比威慑战略更加有效地对付那些不会理性计算得失而不可理喻劝阻的非国家行为者。虽然理想情况下,这个框架将覆盖美国政府实体和民间财产两个方面,但其高昂的前期成本,可能会限制联邦政府对执行美国军事行动和保护必要民间基础设施的关键性系统进行初始投资。然而,民营界应该受到鼓励运用类似技术提高其资产的韧存性。在冷战时期,战略核武器的性质使“拒止性威慑”成了无法实现的梦想,相比之下,在网空,美国可以利用技术施行诈敌策略,使潜在对手看到的攻击表面变幻莫测,从而削弱其攻击信心,而达到慑阻目的。

运筹研究和网空领域

“运筹分析”是响应新兴技术而兴起的一门独特学科,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新技术不断涌现,给军方带来史无前例的担忧,一如当前新兴的网络能力为军方带来的同样担忧。兰德公司分析家 E.S. 奎德(E.S.Quade)指出 :“这种运筹分析的主要推动力是新武器系统的问世,这些武器所立足的技术和以往军事战争经验无关,需要具备新技术知识才能操作。”运筹分析最初主要是针对战术问题,比如,如何最好地利用或干扰像雷达这类新技术;到了战后的年月,逐步演变为“系统分析”,研究专家藉此来评估更加长期的武器研发项目以及其所带来的更高程度的不确定性。在1950 年代期间,武器系统分析专家们,尤其在兰德公司,开始拓展视野,研究战略和国防政策等影响深远的问题。

核武器在冷战早期的出现,为防务分析家们造成最困惑的新障碍。技术形势急剧演进,各种新技术领域,诸如数字计算,不断把新技术从实验室的设计迅速转变成武器硬件的关键组成部分。而且,对共产主义对手技术能力的最初的不屑一顾,也迅速证明是幼稚的。我们曾经充满信心地预测,苏联需要最少十年或更长才能研发出自己的核武器,这种预测被苏联1949年的第一次核试验一举击碎。在1953年,苏联成功试验了一枚可运载发射的初级热核武器,甚至领先美国好几个月。苏联积极追求弹道导弹技术,几年之后取得了惊人的回报,在1957年10月,苏联率先使用R-7洲际弹道导弹(ICBM)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苏联宣传机器夸耀说 :他们的人造月亮证明,苏联政府兑现了布尔什维克“给生活带来神话”的承诺,而在美国,公众恐慌弥漫,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正失去技术优势——并可能连带输掉这场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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