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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清朝官员买十三次全票进场,在东京博览会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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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清朝经常选派官绅赴日考察教育、工商业等等制度实务。在以总结异邦制度精神为主旨的官样报告之中,杨芾详细记载在百余天之中去了东京上野公园十七次,“花街”浅草八次。这其中,有十三次是买票入场去看上野公园内的东京劝业博览会。

1907年4月6日,陆军部郎中杨芾开始他为期一百零六天的东瀛之行。甲午战争之后,清朝上至朝野下至民间均认为应当大力效仿日本明治维新之路,官方经常选派官绅赴日考察教育、工商业等制度实务。归国之后,官员例行向派遣方提交考察报告,以日记体的形式详述在日所见所闻。在这些以总结异邦制度精神为主旨的官样报告之中,杨芾的《扶桑十旬记》更富于私人化叙述,详细记载在百余天之中去了东京上野公园十七次,“花街”浅草八次。这其中,有十三次是买票入场去看上野公园内的东京劝业博览会,杨芾“流连风景,颇会于心”。

一个清朝官员在东京逛博览会,他看到了什么?博览会的什么事物吸引着他?

1907年4月12日车抵东京客栈,才安顿下来三天,杨芾就约友人往上野看博览会去了。《扶桑十旬记》中说:“日本自明治十年仿西洋各国之法,开劝业博物会于上野公园,鼓舞工商,力图进步。”这里说的是,有见于欧洲兴起的世界博览会推进工业文明之神效,日本政府到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取回西经,以世博会为模板,明治十年(1877)日本第一届内国劝业博览会在上野举行。所谓的“劝业”,正是“鼓舞劝勉”之意,至1904年,明治政府总共举办了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主要展示和销售国产的机械、农业等产品。

日本产业技术史上许多标志性事物,都是首先在劝业博览会上展出,博取个开门红,然后才向市场推广。日本第一辆路面有轨电车,1890年在第三届劝业博览会首次展出之后,开始在东京市区运行。杨芾一到东京,给他带来最直观震撼的就是这种现代化城市交通,4月13日记:“东京电车络绎,自晨至夜半,来往不绝,行人称便,车有黄色绿色紫色区别,各行地段……登车买票,无论远近,每人五钱,合中国五十文。”1907年行驶于上野公园的电车是一五〇型号,由两个二十五马力的电动机驱动,长约二十五尺,载客量四十人。有了如此方便快捷的电车,杨芾才可以半天时间参观东京帝国大学等例行观摩点,剩下半天时间用来四处闲逛。

前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皆由明治政府主办,从第六届开始,东京府决意借用民间资本独立承办,也就是杨芾所见的这次东京劝业博览会。原定会期从3月20日至7月31日,后来又延长到8月25日,比往届多出四十天。在上野公园十七万平方米的范围之内,设立了三个会场,十九个分馆,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劝业博览会出版了各式各样的一览图、地图、号外,今天在神保町旧书店还能时不时翻寻到。每逢星期天,博览会主办方就会印发《东京劝业博览会案内》,一图在手,全日本火车时刻表、东京电车路线图、各分场和分馆介绍、各大商号广告,悉数掌握。杨芾极为赞许这样的绘图意识:“日本各事,均有图绘,俾愚民易于通晓,诚教育之良法也,且商人亦易于获利。”

这次博览会一共录得六百八十万两千七百六十八人次入场,六这是什么概念?1908年东京府统计人口总数为两百十八万人,要达到六百八十万人次,除了全城出动之外,各地上京观景的外地人肯定也不少,此外就是像杨芾这样贡献了十三次全票的外国人。劝业博览会的新奇内容吸引游客之外,门票价格合理也是因素之一。杨芾记道,一张总入场券,可裁开分用,“购券十钱,未满十二岁及军人学生五钱”,逢星期天和大祭日则加五钱。十钱的门票有多便宜?当时鸡一只约一圆(一百钱),杨芾雇人洗衣服,每件三钱,等于清国的三十文。而当时东京宿舍费是多少?“月费十三圆有奇。”也就是说,杨芾少洗三件衣服少吃半条鱼就可以看一次博览会,而一百零三年后的上海世博会普通门票是一百六十元,可以吃多少鱼又可以洗多少件衣服?

一百零七年前的博览会入场券,今天还有藏家珍藏着。除了杨芾提到的三联票,此外还有“夜间观赏券”,单售五钱,这是进入第二会场观赏不忍池夜景专用的。这一年的博览会夜景,是明治时代集体记忆的经典场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不忍池笼罩在通明电灯之中。

日本国产灯泡是1890年第三次劝业博览会上由三菱会社研发推出的,凭借三次博览会的成功展示,三菱作为日本电气文明主导者的企业形象已深入民心。1907年的劝业博览会,三菱会社再接再厉,独力建造一座西洋建筑三菱馆,甚至拿出三万五千颗灯泡,把不忍池边一字排开的台湾馆、外国馆、三菱馆、瓦斯馆都连上电线。一连四个月,不忍池变成了灯火通明的不夜天。民众纷纷夜访博览会,为古老不忍池中的现代灯光倒影惊叹喝彩。明治时期国民作家的夏目漱石也把不忍池夜景写进小说《虞美人草》中,男主角宗近君追求女生,特地花十钱买了两张夜间券,到霓虹灯倒影里谈恋爱。

当时的报章将博览会夜景赋予“文明象征”之意义,连篇累牍地报道。1882年东京银座架起第一座弧光灯,日本由此进入电气文明时代,到杨芾们造访日本时,东京的街道已经实现了电气照明。刚刚从1907年入夜便一片漆黑的北京城出来,见到东京“一路市廛檐际,密排电灯”,可以想见清朝官员在灯光如昼的电气文明面前受到的震撼。

杨芾十三次买票入场去看什么?十七万平方米的会场实在是太大了,他每次去,只是专攻一个会场,比如4月15日第一次入场他就直奔第二会场的器械馆,尔后的两个月间,他又五次到第二会场,细细观察制硷机、抽丝机、砻米机、切面机、制衣机、印刷机各种新型机器的工作原理,感叹“均较人工捷逾百倍”。

6月3日,杨芾到第一会场补游农业馆,见到有一处集中罗列稻粒、豆、麻、茶、蚕种、渔家用物、农家用物之类的百姓日用品,“乃叹日人设博览会,非徒炫华丽、广商业,且藉以开民智,俾之增见闻也。中国当仿而行之”。

广商业,开民智,增见闻,杨芾总结的三点,确实是明治时期博览会的精髓所在。劝业博览会上林林总总的国产机械,丝毫不逊色于外国馆的进口器械,这便是明治政府推行了三十年“工业立国”之国策结出的硕果。为了激发国民对于工商实业的热情,博览会将全世界的工业文明成果陈列在一起,1904年游日的江宁候补道官员许柄榛在其《甲辰考察日本商务日记》中极力推崇日人将博览会办成商战预演场的办法:“见其万货列陈,比较优劣,以激动商战者之心志。吾知彼国工商游历其境,敌忾之心勃然发焉,求胜之情油然生焉,孰不思发明新制度、力争上游乎?”

经历甲午战败、庚子事变、日俄战争三次冲击的清朝官绅,到了气象一新的东瀛所感受到的震撼,一定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感同身受的。而他们的考察日记中屡屡提到的一些场所,如果不细细考究,我们也很难重返历史现场。1903年被袁世凯派往日本考察教育的王景禧在其《日游笔记》写道:“晚至本乡劝工场,百货杂陈,电灯照耀如昼。”王氏在日五十多天里,六次到劝工场“考察”,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清朝官员王景禧利用公务考察之便,六次到东京银座高级商场购物,而且是在晚上。

劝工场,就是劝业场,明治时期的综合百货商店。1877年上野举办第一届内国劝业博览会,这次博览会留下大量的展品和产品,主办方就在东京盖了一个“东京劝业场”做一次清仓大甩卖。借着劝业博览会的东风,劝业场的生意十分火爆,于是1878年至1903年,东京一下涌现了二十七家劝工场、劝业场、劝商场,其中以1888年开业的“九段劝业场”规模最大,成为此后三十年的东京时尚坐标。

劝业场把全国著名商号集合于一处,商品一一明码标价并且阵列开来,晚上继续营业,方便极了。清朝官员杨芾对此更感新奇,日记中记载他几乎逛遍了东京的劝业场,认为“可以鼓舞商业、比较工艺”。虽然日记没有记载他买了什么,但一见招贴必入之,等到他半天时间里在方圆不到一公里之内连见三个劝业场,终于产生审美疲劳,小发牢骚道:“何劝业场之多也!”

1900年代极力仿效东瀛的清政府,曾于1905年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附设劝业场(即今前门劝业场)。此前,1902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两湖劝业场,1907年,袁世凯在天津中山公园建成劝业会场,1909年成都劝业场开张,那是一个大江南北仿效日本劝业的年代。京官杨芾到东京劝业场,不止“逛”,他还观察日人招徕生意的手段——当日在东京劝业场买足三十钱,即获“福引券”一券参加抽奖,抽得一张纸条,“条内有字,可另得货物,贵贱无定,盖招徕之意也”。

1907年东京劝业博览会创下六百八十万人次入场的新纪录,首先归功于夜景和华丽的陈列,还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娱乐设施——摩天轮、水上滑梯。

1893年世界上第一台摩天轮在芝加哥耸立,钢铁巨人的形象顿时成为日本人眼中机械文明的象征。时隔十四年,不忍池的入口处,日本国产的摩天轮(日语称为“空中观览车”)矗立起来,十八个座舱,高八十尺(约合二十二米),在当时已是东京第一高度。尽管登上观览车的成人门票要花十五钱,比博览会总门票还多出五钱,游客还是愿意排着长队掏钱上车,在空中尽览东京。

摩天轮票居然比总门票还高,这是因为这一届博览会不再是国家行为,它更多地依赖民间资金来筹划组织。“藉以开民智,俾之增见闻”,那是官方的期待,而从民间的立场,玩得开心的“余兴节目”才是重点。散布于三个分场的水族馆、娱乐馆、不思议馆、水晶馆、自动活动写真馆,反倒是此次博览会的人气场馆。杨芾虽然把六次游览时间放在器械馆,其他的七次,他到娱乐馆看“木人跳舞,妇人在电气中衣分各色”,到不思议馆观看被视为“幻术”的无线电报、X光、火药表演等,又到世界周游馆,在各国都城港口险要的“活动大写真”(小电影)中恍惚实临其地。

最能体现1907年劝业博览会的新时代风貌的,莫过于不忍池上五十尺长(约十三米)的“进水戏”水上滑梯。这一从欧洲引进的新型水上运动,被是年海报称为二大余兴,花上二十钱,游客便可坐在飞艇内飞速地直插水面,享受惊险刺激的现代体验。

1907年7月2日,杨芾最后一次参观博览会,他在上野站下电车时,遗失了票夹,“不自知也,甫行数十步,有同车人追呼送还,可感可佩”。那天杨芾还在劝业博览会场外见到几个大漆板,将某日拾得游人遗失物件,标明于上,并注明是何式样,令人来领,无隐匿者,亦无冒领者。由博览会贴心的公共服务设施引申开去,杨芾感叹说:“比诸古者道不拾遗之风,或犹未能企及,然束身自爱,耻为苟贱,不愧礼仪之邦矣。”

这一天的见闻,在杨芾的东京记忆中定格。广商业,开民智,增见闻,是为一个清朝官员的现代博览会记忆。

本文作者吴真,文载2014年11月2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一个清朝官员的东京博览会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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