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义和团的知识结构

解玺璋：

我觉得，义和团跟历史上出来闹事的造反派都不一样，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是整个过程中没有文人的加入，可能闹得太凶了，文人不好意思加入了，有损自己的形象。你看历史上黄巢本身就是秀才，没考中就造反了，后来的洪秀全也是读书人，科举的路走不通也选择了造反。这些人胡思乱想也想不到义和团这种程度，他会有一定的底线，因为他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决定他的想象力，你有什么样的知识准备，你的想象力就可能会延伸到什么地方去。义和团的这个知识背景，说他们读过《三国演义》都是高抬他们了，他们是听书听来的，看戏看来的，他们没有阅读能力，所以，他们也没什么心计或心机。包括打西什库也好，打东交民巷也好，他们没有策略，就是起着哄往上冲，它是这么一个盲动的群体。就像李自成，如果没有牛金星后来的加入，也不会这么快成事，他背后有一个读书人，前边有一个造反的，容易成事，这是一个模式。

义和团的知识结构就是刚才说的看戏、听书，坐在炕头上神侃，你传我，我传你，他们所能接受的都是从戏曲和小说中来的。清代流行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是咱们现在所谓四大名著，有三本在里边，《红楼梦》就没有吧，没有请贾宝玉的吧，他们就不读这个，不在他们那个知识范围里边。刚才说到的《封神榜》、《东周列国》、《大八义》、《小八义》、《三侠五义》、《施公传》等等，他看的听的就是这些东西。中国的戏曲在元代以前就有剧本，元代以前的不大容易看到了，我们能够看到的绝大部分戏曲作品全是这些题材，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代，他们所想象的这个各路神仙也都在这里边，你让他想别的他也想不出来，他们是很随意的编成顺口溜了。而且他们确实相信这个东西，他们认为人跟神是可以沟通的，这个书有一个细节我特别有感触，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行为， 要分辨好人坏人就烧那个黄表纸，烟往上走就认为是好人，不冒烟就不是好人，这个观念在今天的农村，包括很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居住的人还有，今天老百姓里面还有很多人其实是有这种观念的，认为他跟这些人冥冥当中是可以沟通的，而且这些行为都是有暗示作用的。

从正面讲，中国老百姓的行为道德也来自这些东西，忠孝节义这些思想观念基本上也是从小说和戏曲当中来的。到了义和团的时候，没有文人在里边掺和的话，是很难把它变成这么一个庞大群体的核心思想的，那它只能是像现在我们看到它表现出来的这样一个混乱的状态，你甚至很难找到最大的领导人是谁，像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这里顶多有个大师兄、二师兄，而且很多大师兄，他就是一个小团体，有的多点三四百人，有的十几个、二十几个。它是受民间文化的支撑，所以也根深蒂固，虽然义和团运动没有了，当然现在也不可能再出现这么一个，但是它的根子还在这个民族文化里边，中国文化里边还有这部分东西，说老实话，它会用各种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个根子的问题不解决，中国自然需要二次启蒙，三次启蒙，我觉得，现在还属于开民智的阶段，还没有走出百年来的这个困局。

梁启超为什么提出新民，他也是1900年以后才提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戊戌变法失败在民智未开，老百姓没有跟着你走，光是上面几个人闹腾不管用，顶层设计再好，下面没有社会基础没有人呼应，所以它不管用。这个特别是后来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他看出来了，中国老百姓就是这么一水平，所以需要开民智，需要新民，对中国人这样一个散乱的群体进行国民教育，变成国民，变成公民，慢慢的才能让中国走上正轨，改革才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没有这个基础，改革都是飘在上面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义和团运动给予梁启超的启发，至少给他一种刺激。所以我想，如果从中国民间的神的系统来说，它还真像止庵说的这样，研究义和团很难系统的去研究，不管是多神还是一神，它都没有关系，它是另外一种东西，虽然叫神，但不是那种神学性质上的神，它是一种民间信仰的混搭。

5 义和团运动中的“明白人”

止庵：

刚才解老师说的这个，我接着说一点，义和团必须得是一个举国都相信的事，它才能成为事，如果只是一帮人在这做法，这个不能成事。那怎么能成为一个举国的事情呢，有启发意义的正是这个地方。首先义和团在北京有两个战场，一个在西什库，一个在东交民巷，后来被杀害的“五大臣”之一，太常寺卿袁昶始终不相信义和团的事，他在一份奏折里说，他到东交民巷一看，满地都是死尸，所以知道这不可信。可是当时的大学士徐桐，号称理学大师，就住在东郊民巷，每天他都能看见，但就是视而不见。当时表面上参与者没有文化人，但是确实有很多文化人追捧义和团。徐桐号称理学大师，他就认为这都是真的，有人说假的他跟你急。还有一个一介草民，算是民间知识分子， 刚有义和团刚他也觉得刀枪不入不能相信，后来他给朝廷上书说他这是真的，因为大家都说是真的。

义和团其实不完全是一帮人在干实事，有很多事是发生在传闻里边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个城市里，其实走过去看一眼，也没有多远，但就是没人去看，大家都在那里讹传。看当时记载，都是你告诉我那冒烟了，西什库或东交民巷已经打下来了，天下太平了，然后过两天又写好像没打下来。当时传闻到什么程度呢，教会有附属医院，医院有标本，当时有人写不能容忍把我们中国人弄成这样泡在这里。其中有一个说那里有整筐的小孩的眼珠，觉得悲愤莫名。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荔枝，北京当时广东荔枝不多见，所以有此误会，但这些事情涉及到民族情绪问题。义和团并不全是真事，是在传闻里获胜了或者进展了，实际上并没有进展。当时清朝从慈禧到下面的不少官员确实相信这个事，而且在北京跟天津还不一样，在北京就像老解说的，根本没有领袖人物。义和团进了北京之后，很快清朝就觉得得管，任命庄亲王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管理， 但庄亲王也定不了，有什么事也得焚表，在王府里面就设了一坛，也得按神的意见办事。在天津不一样，直隶总督裕禄本来不信义和团，看他给皇帝写的奏折上的看法可以知道；但等他发现慈禧太后喜欢，就变成相信了，相信到把整个天津交给义和团管，所以天津义和团有领袖人物，跟他平起平坐，他坐的轿子都让给张德成、曹福田这些义和团的头目。天津有个紫竹林教堂也是打不下去，清兵头领就跟张德成商量能不能把教堂炮火闭住俩钟头，他一算俩钟头能给闭住，结果闭不住，解释说因为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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