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解老师谈到义和团是不是一个宗教，根据我粗浅的想法，它确实还构不上一种宗教，因为它肯定是多神的，而且没有神的体系，每个团民因其所知而成为神。比方我读过一本《三国》，我知道马超，我就成为马超；那人读过《西游》知道孙悟空，他成为孙悟空，另一个成为猪八戒，这里有传说，有小说，有戏曲，还有前朝的人物，甚至还有当时活着的有名的人，都可以成为神，所以义和团的神谱是无限的，只要你知道什么，那就是你所成为的神。所以如果从神学来研究它，确实是一个特别雏形、特别低级的东西，但是这也使得人成为神没有门槛，甚至不需要受过任何教育。一个人成为神的过程是要有神灵附体的，有好多种方法，比如说一咬舌头，或者一跺脚，就成为神了，一个人从正常的人的状态到神的状态方法非常容易、简单，而成为神又对人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知识或者修养上、教育上的要求。
但是我们现在得回到这个问题：一个人成为神有什么用呢，这就要谈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跟外国的每次战争都失败，一直到最严重的就是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人了，而且这是在洋务运动之后，中国从外国人那儿学了很多技术，在甲午战争前北洋水师买的的船都比日本高一级别。所以开始认为洋枪洋炮特别可怕，后来我们有了这些东西还是打不过人家，整个民族都陷入焦虑的心态，这时候义和团就应运而生了。原来的绿营也好，八旗也好，拿他们那些武器跟外国人打仗不行，拿外国人的武器跟外国人打仗也不行，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新的办法。义和团刀枪不入，当我成为神之后你就不能伤害我了，这是被动方向上的；主动方向我可以把你的炮火闭住，所以义和团实际上是包括这两套武器，放在一起之后就很周密的，当一个人成为神之后就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原来这个人所受制受困的东西就都不存在了。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是怎么回事呢？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里有一条注释，曾经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在中国“刀枪不入”早就有了，但是这里“枪”指的扎枪，是一种硬气功；当把这个火枪也叫枪的时候，“枪”的外延扩展了，“刀枪不入”的外延也扩展了。中国文化里边有一个现象，“五四”那代人已经讨论过了，就是出现一个外来物种，我们要给它重新命名，这往往遵循着一种思维方式，比方说胡桃传来中国，命名它为胡桃，是因为我们原来已经有“桃之夭夭”那个“桃”了，但大家知道，植物学上这两个“桃”不是一个科的，根本不是一种东西。还有很多带西、带番的都是这种词，词头表来源，词根用现成的东西，在这种翻译命名过程中就有一种文化心态，认为什么东西都是我们已经有的，但实际上是把一个词的外延给扩大了。枪也是这个问题，最早的枪是扎枪，出现火枪之后，他们觉得这东西跟扎枪是一样的，长长的一根，能杀人，所以把那也叫“枪”，实际上无论哪国文字这枪跟那枪根本不是一个词，一点关系都没有。车也一样，最早孔子周游列国坐的那车，是木头轱辘的。清末有了火车，当时叫汽车，因为它冒气，也是带轱辘的，所以也叫车，实际上无论汽车还是火车，跟孔子坐的那种车，根本不是一个动力，一个是马拉的，一个是蒸汽驱的动， 但是我们都把它纳入现成的东西。
义和团运动追踪溯源，一共也就两三年时间，但是很快越传越广，越传信的人越多。这些人会拳术，而且有刀枪不入这个特殊功能，这是之前所有民间组织里没有的。但是针对火枪的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问题就在于当时很少有人去看看能不能真的刀枪不入。第一个对此加以验证的人是山东巡抚袁世凯。他的前任是毓贤，毓贤的前任是李秉衡，他们不完全信，但也不完全不信，毓贤比李秉衡要信得多些，但他们都不做验证的事。到袁世凯就任时，也有人跟他说义和团刀枪不入，袁世凯说这个得试试看。那么真有义和团自己报名，大师兄站一排，然后拿枪“啪”一打，都打死了。事实证明这个不可信，山东就开始镇压义和团了。
这里第一，义和团它是有神的，第二，神是要有用的，不是一种修养，它能做两件事，退能刀枪不入，进能把枪炮闭住，但在当时很少人去检验它能不能用，大家都传言它能用。义和团在山东被镇压，就转移到了河北。在涿县闹得非常大，甚至杀了清朝的副将。这时候朝廷派刚毅去考察，看看们能不能用。路上刚毅就说，我去了之后我就问他们一件事，我是忠臣还是奸臣，他们要说我是忠臣，我回去就说他们管用。
但是当真的发生冲突之后，刀枪不入肯定是不管用的，人家一开枪就把你打死了。其实此前很多义和团已经死于清兵之手了，到跟外国人打仗时，在西什库和东交民巷死了很多人，西什库教堂里一共40个洋兵，外边上万人攻打打不下来，这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真的战争。但是真死了人，义和团有一套解释系统，第一，说这人睡了，没死，所以不收尸首。第二老不醒的都臭了，烂了，说是因为他法力不够，这一方面是他修行不够，道德有问题，偷东西，或者吃了猪肉；一方面是对手法力更高，他们是一帮鬼。所以义和团讲，西什库里边的主教一百五十多岁了，已经是个鬼，而且把女人的阴毛编了个毯子站在楼上挥动，所以我们的法术到那儿就不行了。怎么办呢？得找法术更高的，去破对方的法术。所以义和团不行，有红灯照，红灯照不行，有黑团，黑团不行，有老团。其实在北京义和团一共就是两个多月的事，它需要不断地更新解释，使得局面能维持下去，他们也确实通过各种方法维持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对义和团来讲，最困难的问题是时间，它需要能够延续，而且需要让大家相信。比方说义和团刚到北京来候，就闯了一个祸，在前门外有一个老德记药房，当时义和团说凭法术，坏人的房子一指就能着，周围房子不着，其实他们是泼了煤油把这点着了，点着之后火从珠市口到前门楼子整个都烧光了，这是中国当时的金融中心，烧的连钱的周转都出现问题了。当时正在开御前会议，有人说着火这是一个重大转机；但是有个太监跟慈禧说着火是因为光绪向着外国人，上天惩罚他的，慈禧说那更得打了，所以是负面的东西，经过解释就变成正面的东西了。
义和团还有好多禁忌系统，比方说刚才说到的红灯照和黑团的颜色，这使我想起鲁迅的父亲得的是肺病，治吐血就喝墨汁，因为只有黑的能盖住红的，但是一口一口往下吞墨汁也不管事。黑团能取代红灯照，就是因为黑色就比红的还厉害，颜色对义和团很重要。还有好多禁忌系统，不许干这，不许干那，比方号召大家“七天不洗头，能砍鬼子头，七天不洗脸，能把洋人砍，七天不洗脚，天下洋人杀尽了”，要求整个社会全都这样干。而且朝令夕改，因为它确实着急，比方突然说得把灶台都盖住，突然又说这是神的眼睛不能盖，刚才那传指令的是假的，各家各户赶紧又都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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