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模式害了中国

1.德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

在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只有德国日本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与拉美和东南亚相比，他们的区别在于：

德国和日本实行的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释放了私人资本投入创新的动力。

在这两个国家，技术在不断前进，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德日两国的问题，在于经济现代化、法律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了传统的政治体制，于是先后走向了集权和战争。这是现代化的历程中，我们不得不汲取的一个沉重教训，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是全面的现代化，仅有经济的现代化远远不够。如果政治现代化不能够跟上的话，会给本国民众、给世界造成重大的损失。

2.中国的斯密式增长模式与凯恩斯式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前30年是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实现了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非常有限的工业化。这个有限工业化，可以用一个指标来衡量。1978年改革开放的前夜，中国的城镇化队伍只有20%，工业化和城镇化本应是齐头并进的，工业化完成的标志是城镇化起码要超过5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口不再从事农业，而是从事工业和商业。20%的城镇化数据，说明前30年里，工业化和经济的现代化都非常的有限，只是提供了保证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国家建立了秩序，保证了国家安全。基本的工业化所取得的这一成就必须给予肯定，但另外一方面，由于工业化水平低下，中国经济水平的整体效益中，人们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把前30年有限的工业化进一步向前发展，从1978年到1990年末，中国是遵循了斯密式的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30多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年到1990年末期，我把这个阶段称为斯密增长模式。

整体来看这一阶段，政策上国退民进，资源重新配置，从低效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的工商业部门，从低效的国有部门转向高效的民营部门，制度变革，彻底改变了企业家和劳动阶层的激励机制。这一改变，提高了企业家对劳动阶层的生产效率，这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20年增长的根本动力。

第二个阶段，199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从斯密模式转向了凯恩斯模式。

增长模式的改变是无声无息之中发生的，其主要表现是政府逐渐走向前台，国退民进变成了国进民退，政府的规划替代了市场的资源配置，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拉动投资需求，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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