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在东南亚，就连某些保持长期对华合作的国家，都开始反思其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缅甸的关系，曾一度作为区域合作的中心而被广泛宣传，却由于缅甸对内的政治开放，对外寻求与美国及新的亚洲盟友（比如日本）的经济、外交联系，。两者关系如今遭到颠覆。2011年，缅甸当局中止了由中国主导的密松水电站（Myitsone Dam）计划，进而其后一系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在缅投资项目都被搁置或取消。最近，斯里兰卡也重新评估了早先与中国紧密的投资与外交关系，该国新一届政府表达了对先前双方所一致达成协议的关切，担忧这些中国的贷款与基础建设项目会让国家背负不可承受的债务负担。该国已要求调整现有的与北京签署的借贷协议；对中国而言，这种重新谈判不单增加了直接的财务成本，更设定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先例。或许是追随斯里兰卡的例子，阿根廷新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也暗示他可能会重新商定前总统与中国国家银行签订的贷款协议。

迎难而上

中国在追求和平发展的外交及经济政策上已经遇到了一些挑战，但政府基本没有因此停步。中国一直在奋力前进，利用同样的发展逻辑维系着其在拉美及非洲地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譬如说建立亚投行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基础设施的发展一直是中国和这些地区关系的特征之一，如今中国政府计划建设连接非洲、中东并最终通向欧洲的新丝绸之路，发展基础设施自然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如果中国仍然遵照惯例，向高风险国家输出直接投资并提供资源担保型的融资服务，那这些新的基建融资规划至少是有挑战性的，最坏甚至会引发武力冲突。

然而，中国的领导层正越来越多也愈发明白地将发展与安全联系在一起。习近平在2014年宣布说:“发展是安全的最高形式。”而这种观点也愈发强化了中国学者对中国在一些非洲和中亚冲突中角色的判断。官方和学术界对发展和安全关系的认识，符合中国认为物质财富是国内社会稳定基础的长期论断。因此，在中国领导人对和平发展战略的不懈坚持中，有一方面经常被忽视：他们对发展的“魔力”有近乎顽固的信仰和信心。

最终，即便习近平的政策框架大体上还是从前任领导人那里继承而来的，他还是理所当然地在通过像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这样的高调倡议，把这些政策打上自己的烙印。同时，他也在努力利用积极的海外合作助推他的国内改革议程。

随着21世纪初的大宗商品贸易繁荣走向尽头，新兴市场的增长在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的经济也遭遇挫折，从习近平之前就一直对和平发展这种发展范例持有的乐观估计，如今看来已经越来越不适合中国的经济现状。中国想要成为邻国乃至世界发展的推动力，这值得夸奖。但怎么发展、怎么治理都是挑战——尤其是在正经历严重冲突的地区国家，这都既需要耐心，也要对国际领导权有更深刻的理解。中国通过高花费、高风险的新倡议来扩张及加深和平发展框架及政策之前，应该首先对其进行一番评估。

本文原载于Foreign Affairs，译读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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