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四一二政变到底是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呢，还是绝处逢生的一种自卫行动，就很难说了。因为当时是，斯大林和汉口政府都已经开始决定，觉得蒋介石这个橘子已经挤干了，可以扔了。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可能是经过长期炒股吧，有赌徒的性格，在绝望的时候可以采取完全不讲道理的行动。而在他采取完全不讲道理的行动的时候，由大批的逃兵和流氓无产者组织的上海工农阶级武装表现得很不经打。如果从人数来讲，他们绝对是占了优势，而且占有极大的统治权，因为他们先进了上海，而且已经在上海实行了长时间的红色恐怖。所谓红色恐怖就是，用人民警察和人民法庭代替过去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法庭和警察。
我们不要以为人民警察和人民法庭是头衔更好听一点，在“警察”上面加上“人民”两个字好像更好一些。什么是“人民”？这其实就是复制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所搞的经验。“人民警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工人、农民，任何人都可以自己行使执法权，以前是只有官方认定的警察根据法律和上级的命令行使执法权。现在，我就像红卫兵一样，我宣布我是五湖四海战斗队的人民警察，然后我可以随便抓住一个路人，把他挂路灯，这个就不叫做“谋杀”了。照旧警察的说法，这叫谋杀或者私刑。但是按照人民警察的做法，这就是人民警察执行了人民法庭的判决。我们如果用资产阶级的语言来描述人民法庭和人民警察，就是人人都可以自己封自己当法官和当警察。当然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封，但实际上大多数老百姓是不会封的，只有处心积虑的革命家才会利用这一点，用法外的手段除掉他们的敌人。同时吊死几个资本家，在资本家门口放几个炸弹，可以非常有效地把他们的钱挤出来。看到这样的榜样以后，恐怕你也不敢不出钱了。在英国人或者是在北洋军阀面前，你是可以撒娇耍赖，可以不出钱的；但是在革命的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威胁之下，你要想不出钱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要杀你，要挂路灯这个程序，比起大英帝国和北洋政府的王法来说是要简便和有效得很多的。
上海在这样的红色恐怖之下，在几天之内弄到的金条和银元，就比过去张作霖和杨宇霆在江苏和上海的时候整整一年时间弄到的银元还要多。老实说，如果张作霖和张宗昌能够用同样的手段从上海捞到足够多的钱的话，我想孙传芳是很难用一个太湖秋操就能够赶走杨宇霆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势力扩张到长江流域。1925年，奉系干将杨宇霆被任命为江苏军务善后督办，引起孙传芳警觉。孙传芳以双十节太湖秋操为名，突然进击上海和南京。奉系败走北归）。在当时，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手下，当时动员的流氓无产者和各种黑帮、工人武装，大概是三万到五万之间；但是在控制了上海、用放炸弹和挂路灯手段从资本家手里面得到了银元以后，在几个星期之内，他们的所谓的工人武装就膨胀到几十万人之多。在1966年以前，上海从来没有这样的工人武装。而蒋介石带进上海的武装部队：真正进驻上海的武装部队，实际上只有一万多人；在整个上海地区派驻的武装部队也只有三万多人。而且这三万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桂系的人，并不听蒋介石本人的号令。所以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是有理由认为是可以瓮中捉鳖的。
但是他高估了他的流氓无产者的战斗力。这些人真要打起来的时候，表现得还是不如正规军。正规军虽然少，但是比较有纪律而团结；而流氓无产者虽然在挂路灯的时候比较积极，但是真到冲锋的时候却表现出一种一哄而散的迅速性和积极性。我们的共产党史上所记载的，杨虎（1899-1966，时任上海警备司令）和蒋介石的部队用机关枪扫射游行示威群众，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像是记载沙基惨案，说是英国警察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一样。实际上他所谓那些手无寸铁的群众，是人数超过国民革命军至少七、八倍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员。我们要明白，工纠队员其实大部分不是真正干活的工人，而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李立三同志和顾顺章同志搞的那些青帮同志、各路小弟之类的。他们挂上了红袖章、领到了枪支、得到了银元以后，觉得自己已经很强大了。但是他们没有打正规战的经验，没有相互协调和持久支持的习惯，真到一旦冲突的时候，只要第一排有几十个人见了血，剩下的人就一哄而散，就地把武器扔下，然后凭着他们对上海地理位置的了解，迅速地消失在上海的各个胡同弄堂当中，追击的军队永远没有办法把他们找出来了。
上海的革命势力在遭到这一次很可悲很丢脸的惨败以后，共产国际内部曾经进行过很严厉的检讨。你比较一下这些检讨的风格，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比较低级的层次，在周恩来他们那个层次，争论反倒是比较形而上的，他们在讨论流氓无产者到底靠得住靠不住的问题，以及恩格斯对流氓无产者的经典论述是怎么样；而苏联当时的考虑就技术化得多，他们在考虑，今后的工作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他们的结论是，今后应该加强兵运工作，也就是说，要从国民革命军那些受过正规训练、真正打过仗的国军老兵身上下手，把他们成建制成建制地拉过来，用来代替这些事实证明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流氓无产者。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展开，实际上是把张发奎（1896-1980，粤军出身，国民党北伐时的干将）手下的粤军的很大一部分拉过去了。这里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在当时四分五裂的状况下，粤军，张发奎那一部分，一方面觉得广东是我们的老乡，一方面他们怀有一种石达开式的想法。石达开当时就是看到洪秀全和杨秀清互掐以后，觉得很没意思，完全背弃了当初参加革命的初衷，觉得还是当年在广州的时候充满理想主义的气氛很好，我们还是回到过去吧。于是他们就自管自地南下，希望打回广州去。在半路上，经过无所不在的周恩来同志适当的经营以后，正在南下的部队突然占据了南昌城，改变了他们的行军路线，使张发奎陷入一个两面不是人的局面：一方面他在蒋介石和国民党主流派的眼里面，他已经是一个开小差的人了，北伐还没有打完，亲爱的张宗昌同志和孙传芳同志还在湖口和国民军大战，你倒是想起回老家来了；第二就是你连老家都没有回去，你的军队哗变，把你给赶出来了。这个脸是丢得太大了。
朱德的第一批工农红军就是这一次统战工作的产物。与此同时，他的军队在后来的共军当中是比较少见的一支经过正规训练的部队。后来到三十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征集军队的时候，已经得不到这样高素质的士兵了。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利用当地的土客矛盾，就是客家人跟江西湖南土著之间的矛盾，把客家人武装起来去打击占多数的土著人。因为在以前的斗争中间，一般客家人是处于弱势地位，始终有被压迫感，把这些被压迫的人解放出来，充当红军的骨干，然后再收编一些王佐、袁文才那样的土匪和帮会，构成他的骨干。这种做法引起了苏联代表的不满，苏联代表在1928年以后给共产国际提出的报告中，认为毛泽东的军队是半土匪，而且完全没有发军饷和寻找基地的能力，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扰害，导致了农民大量地投靠白军。但是毛泽东本人却是毫不在乎，面不改色地说，我们不但要招募流氓无产者，而且还嫌流氓无产者太少了，因为事实证明，只有流氓无产者是勇敢的战斗分子。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开始显示出了他在党内的异心。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处在远东局的严密控制下，周恩来也好，康生也好，陈赓也好，其他势力也好，都是非要得到苏联的认可和苏联的资助才能够正式开展他们的工作的。这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决裂，其实是苏联外交的一个重大挫折，意味着他的白手套还没有发挥完正式的作用就已经被撕开了。国民党本来是应该完成了它北伐的使命以后二十年才被徐徐替代，这才是一个合理的节奏。但是共产党这样过早地暴露了自己，也就把自己赶到穷乡僻壤当中，而国民党得到了上海和东南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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