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国民党的影响就是：第一，加强了蒋介石的地位。因为得到上海就得到了最多的钱，其他钱不够的很难养活足够的军队、买足够的武器跟你竞争。第二就是它加强了蒋介石本人的赌徒性格。照蒋介石自己在日记中的自述，就是说，他这个人最喜欢用孤注一掷的手段，往往因此而致胜，然而也经常因此而大败。他经过了这一次重大胜利以后，在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都不断地运用这种做法。这种做法的效果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你看到某一个人有赌徒性格，你在他垮台以前就可以精确地预见到他的下场，因为只要他按照这种生活方式走下去，他就不可避免得到赌徒应有的结果，就是说，不断地获得一系列惊人的局部胜利，但是最后会在一次可怕的惨败中搞得全军覆没。
从当时的格局来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其实是一个不大应该存在的东西，因为它即使是得到上海，又通过宋子文的财政改革实行了银行和重要企业的半国有化，建立资源委员会以后，它的财政基础仍然是少得可怜。大概最初的时候，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总共也就只有几千万银元，到最后，到抗战前夜，也就是经历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以后，它最多也就只能搞到四亿。但是苏联人仅仅是养冯玉祥那支军队，每年给的年金就是八千万银元，这还不包括通过上海、印度支那和香港，用来支持南中国各地、粤桂各军、用来养活汪精卫改组派和国民党其他派系、养活吉鸿昌等西北军各将领的那些巨大开支。当然我们必须公正的说，在这些开支中间，共产党只得到了极少一部分，跟冯玉祥比起来，他们是一个很小的兄弟。共产党在抗战爆发以前，开始的时候一年只拿到几万银元，最多的时候，也只拿到几百万银元，也就是说他们拿到的钱实际上只有冯玉祥拿到钱的十分之一。
（五）日本扩张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日本的泛亚主义者养活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和革命党，从他们角度来看，国民党卑鄙地背叛了他们，投向了苏联那一边。满洲国建立的时候有个口头禅，“只有日本才能够阻止共产势力的南下，没有日本，整个东亚大陆就要完全赤化。”
当时中国法定疆土的财政格局分布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中国有大概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土地由苏联人养活。总的开支大概是——没有办法精确统计，你只能根据冯玉祥的比例来算，因为南方和沿海地区的普通费用和武器费用可能都要更高一些——可以大致估计，维持中国大概三分之二领土上的各路所谓的国民党左派的军阀，花掉了苏联大概八万亿左右的开支。蒋介石依靠上海和天津的海关收入，以及盐税和派驻工厂的统税，拿到了几千万到几亿的开支，统治了中国大概五分之一的土地。除去上述这四分之三和五分之一剩下的领土，绝大部分由张学良统治，还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零碎，由刘湘那些不值一提的小军阀统治。这些小军阀用的是北洋时期和清末时期用的土枪，能够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淘汰下来的步枪就要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一个师长所能够支付的军费，还赶不上蒋介石在东南部的一个营长。像是刘存厚这样的在四川也算是大军阀的人物，手下理论上的正规军有十几万，但是拥有的枪支还没有张国焘手下红四方面军一个团的枪支多。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基本格局。从地图上看，列强好像是承认了蒋介石的政府，但从实际上来看，可以说是，亚洲大陆势力最大的是受苏联资助的各军；第二是蒋介石和那些不稳定的国民党盟友；第三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投靠哪一方面的张学良；然后剩下的那些各路杂碎军阀都弱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主要依靠列强的反应了。我们可以说是，假如国际形势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种情况，你就等不到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当北伐军打进南京开始残杀侨民（1927年3月24日，进入南京的国民革命军劫掠英美日领事馆和外国人商店、住家、教会、学校，造成多人死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外务省发回的电报中指出：“此次南京抢劫事件为第2军、第6军、第40军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遣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成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为。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成员作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洋人集中处。”蒋介石清共成功后，发布了通缉南京事件祸首第2、第6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林祖涵（林伯渠）的通缉令）的时候，列强就会像义和团时代一样行事了。列强的军队会直接开进东交民巷和南京，实行武装护侨。敢于跟列强作对的任何军阀势力，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到粉身碎骨的下场，跟刚毅（1837-1900，满洲镶蓝旗人，慈禧亲信，曾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对慈禧鼓吹义和团忠勇可用。联军进入北京时与慈禧一同出逃，病死在路上。事后被各国列为主要战犯之一）和大阿哥（戊戌政变后，慈禧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储君（大阿哥），试图废掉光绪帝。但各国和刘坤一等督抚反对废掉光绪帝，载漪遂极力煽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消灭洋人。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将大阿哥废黜）的下场是一模一样的。但这个时候，列强势力已经衰退，而且尤其是，当时唯一能够在远东采取直接行动的日本和美国两个新兴列强采取不干涉政策。日本当时掌权的是币原喜重郎（1872-1951，时任外相。他推动政府参加伦敦裁军会议，努力协调日本与英美的关系；签订日苏条约，恢复两国政府间的交往；缔结日中关税协定，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还在南京事件后第一个承认了国民政府）。他认为，以前中日之所以多事是因为日本干涉过度，现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日本人应该释放善意，对南京事件不应该出兵。由于日本不肯出兵，英国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才得到一条生路。如果当时列强能够集体行动的话，蒋介石肯定是完蛋的。第二就是，这个就没有任何悬念，是美国人，美国人尽管是南京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死的侨民中间主要是美国人，而且包括美国外交官。按照当时的国际法，他完全可以狠狠打你一下。但是美国认为，他为了维护威尔逊总统以来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美国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日本人和其他列强的虎口之下救出了根本没有能力自卫的中国。好人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最后还是做到底，不能为了这件小事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于是他让秘密保卫使馆的海军陆战队筑起沙袋，不准外出，坚决不能向任何中国人开枪，你们只要龟缩起来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就足够了。
在日美两国这种政策的保护之下，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才得以成功。成功以后，美国带头，大多数列强又非常主动地交回了辛丑条约以后规定的各项条约特权，最重要就是关于海关权利，因为这是关于金钱的权利。国民党在得到了海关以后才稍稍有点像个政府的样子。在那以前，他们所谓的革命军队，没有固定的税源，依靠各地的资本家、绅商临时资助过日子，那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日本国内的严重不满，因为日本国内的宪法结构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国内的泛亚洲主义者和国际协调主义者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在辛亥前后，北洋时期，大体上讲是在外务省控制的国际协调派的手里面。这一派主要观点就是，我们既然已经通过英日联盟和各种国际协约加入了国际体系，我们等于说是已经从优等生混到地区分公司的经理了，这样的大好前途必须珍惜，我们不能跟列强捣乱，列强说要维持远东秩序，我们就乖乖地维持远东秩序行了，一切按照条约办事，如果什么地方有人违反了条约发生冲突，通过国际协调解决，解决的基本原则是，回到条约体系去。币原喜重郎就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
照胡适的说法，这一阶段是日本所谓霸权无害的阶段，他不能充分使用他的力量。如果按照他自己力量的话，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把东北割出去。例如在清帝退位的时候，张作霖就很想奉迎皇帝回关东老家，即使革命党都要十八省，但满洲父老至少是忠于大清皇帝的。日本这时候只要稍稍下下手就可以把东北割出去，但他们不肯，他们遵循列强集体行动原则。袁世凯倒台的时候机会再次出现，北伐军前进的时候机会第三次出现。但是每一次当权人都是外务省的国际主义协调者，日本人放弃了自己的机会，决定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统一。这一点在后来他们垮台以后变成了他们的主要罪名之一。因为泛亚主义者可以很正确地说，事情全都坏在你们手里面，当初如果你们当机立断，把九一八事变提前十年或者二十年发生的话，无论是中国还是列强，都不会遇到强有力的抵抗，你们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把我们给害惨了。所以现在我们总算是推翻你们掌了权以后，一定要踩你们一万只脚让你们永远不能翻身。当然他原话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你们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
泛亚主义者主要是民间的理想主义者和军部的人，他们是一批冒险家和探险家，也包括大批的军人，像头山满（1855-1944，玄洋社（黑龙会）的创立者，孙文的资助人）、犬养毅（1855-1932，日本第29任首相，孙文的资助人，孙中山这个名字即犬养毅手下的浪人平山周代取。最后被激进分子杀害于首相官邸）这些人，可以说国民党就是泛亚主义者扶持起来的（同盟会就在黑龙会的总部里成立）。如果按照外务省的意见，那么国民党能不能推翻大清是很成问题的。孙中山穷途末路到处找革命募捐的时候，是黑龙会给他钱，是日本浪人给他当保镖；康有为要暗杀他的时候是日本浪人救了他；大清要捉拿他的时候，日本浪人保护了他。日本的泛亚主义者养活孙中山的同盟会和革命党，就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一口奶一口奶地把他养大，没有黑龙会和日本右派，国民党早已经饿死过N多次了，孙中山的白骨都不知道被三合会的黑手党扔到哪一个美洲城市的地下水道里面去了。从他们角度来看，国民党卑鄙地背叛了他们，投靠了苏联那一边。黑龙会的宗旨本来就是解放亚洲的兄弟，日本是个老大哥，已经在亚洲第一个解放了自己，现在他本着理想主义的情怀解放他在亚洲大陆的穷兄弟，国民党是他们的小兄弟，应该团结起来把俄国人赶到黑龙江以北，把解放亚洲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但是你居然要投靠苏联，反过来对付我们，这个背叛是再卑鄙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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