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缺乏反躬自省

在中国被普遍视为是“威胁”的情况下，域外大国和本区域其他国家的行为，往往在不被检讨的情况下被视为“正当的”甚至是“正义的”。实际上，东亚局面的出现是各国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果域外大国和本区域国家不能检讨自己的行为，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检讨。

首先是美国的战略误判。东亚局势在没有美国和有美国、美国是持中立的立场还是“选边站”的立场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美国，或者美国持中立的态度，本区域国家就自然会知道如何向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进行政策调适，形成一个比较自然的区域秩序。

尽管中国在崛起，但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要挑战美国。中国并没有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没有想着把美国赶出东亚。恰恰相反，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当世界警察，希望美国当一个好警察。不过，在中国看来，美国没有做到。中国和美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相反，中美两国之间至少在经济上高度互相依赖；并且在众多的区域和国际层面，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美国的问题在于其同盟战略问题。同盟是冷战的产物，是针对第三方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没有改变同盟战略，反而开始把中国视为其竞争者甚至“敌人”，也就是同盟的对象。

其次是日本统治精英把内部问题外部化，也就是把国内问题的困难转化成为外部问题。例如，小泉在其任总理期间多次祭拜靖国神社，但他当总理之前没有去，卸任总理之后也没有去。现在的安培也是如此。日本一直在指责中国1990年代初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认为这是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但日本的政治人物从来没有检讨，自己的行为是如何恶化中日关系（也包括日韩关系）的。

其三，区域内一些小国家任意“挟持”美国，随意挑战中国。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尽管人们可以“同情”一些小国家包括菲律宾和越南，而谴责中国，但这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小国家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或者主动地或者受其他国家的鼓动，而挑战中国的事实。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尽管中国和这些国家一样，一直在主权问题上不让步，但自邓小平开始的历任中国领导人，都持开放和灵活的态度来处理主权问题。但所有声索国并不理会中国的倡议，转而向域外大国的帮助来制衡中国。这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的开始。

其四，从外交政策的话语看，本区域的主流外交话语已经从以经贸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转变成为以军事防卫为中心的体系，这种转变也在深刻影响着各国的军外交战略。

现在各国似乎已经走上了预防战争的阶段。但预防战争和准备战争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没有明确的边界。预防战争很容易演变到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很容易演变到战争。

这也是今天人们对东亚局势普遍持悲观态度的主要原因。难道东亚的冲突和战争一定不可避免？当日本等本区域大国陷入西方战争逻辑的时候，中国则在拒绝和抵制，尽力避免陷入战争陷阱。如“修昔底德陷阱”所显示的，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作为本区域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责任就是追求这个“非常态”。追求这个“非常态”，要求中国不能对环境做出简单本能的反应，而是要用大历史的眼光，以理性和耐心的方式来处理。

对待美国，中国既不能学前苏联，也不能学今天的俄罗斯。中国具有来自其长文明传统的足够耐心。美国相对衰落已经很多年了，也很难挽回这个趋势。如果美国不改变今天这样的战略，其衰落的速度会更快。只要中国不直接挑战美国，美国就很难找到一个真实的“敌人”，其“回归亚洲”除了浪费巨大的人财力资源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实在的收获。中国所需要的仅是加快和强化国防现代化，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崛起到今天，中国更没有必要在意一些小国家的挑战，因为这些挑战构不成对中国的致命威胁。举个比喻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大河上的一条大船了，大船就不能随意改变方向；如果随意改变方向，其它小船就不可能行驶了，搞不好会弄翻小船。中国这条大船应当稳步前行，让其它小船来逐渐向自己调适。唯有这样，中国的崛起会是和平的崛起，也是东亚地区持久和平的保障。

文/郑永年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郑永年：东亚正走上通往战争的危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