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观的出台与普及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主要表现在土耳其历史教科书的变化中。1928年开始，凯末尔就想搞出新的历史教科书，以满足国民教育的需要。在1924—1930年间，土耳其初中学校里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主要是《土耳其史》（Türkiye Tarihi） 。该书主要是一本奥斯曼史，它从奥斯曼人征服伊斯坦布尔写起，并对帝国历史进行了分期，在这本书中，作者还刻意地将近代部分与欧洲史进行了对照。该书第四章中把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归咎于对等级秩序的滥用和缺乏诚信。1928年，齐亚·格卡尔普的《突厥文明史》（Türk Uygarlığı Tarihi） 出版了，成为高中的课本。 三十年后，凯末尔主义史学家卡拉尔评论说：“土耳其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不是在宗教史的镜子里，而是在民族史的镜子里。” 格卡尔普的这本书算是研究性论著，是他用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突厥史的产物，显然不适合当教材。
为了加快对民族历史的重新书写与研究，凯末尔一方面亲自加入到历史研究的行列，另一方面对周围的历史学家进行了动员。凯末尔的计划首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个草稿来，以便准备历史教科书的书写。凯末尔把他手下的历史学家召集到亚崂瓦（Yalova）他自己的别墅，亲自督促他们写作。这次努力的成果便是1930年出版的《土耳其史纲要》（Türk Tarihinin Ana Hatları） 。《土耳其史纲要》是此后的凯末尔主义历史研究与书写的指南，它标志着凯末尔主义史学的诞生，是凯末尔主义时期土耳其官方史观的反映。诚如一位土耳其学者所言，《土耳其史纲要》奠定了“土耳其史观”的“基轴”（temel eksen）。
在《土耳其史纲要》的导论部分，作者们清楚表达了该书写作的目的：
首先，该书是要反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土耳其人的偏见，进一步说，《土耳其史纲要》是要反对有关土耳其人的西方中心史观。作者们在导论中说：“直到现在，多数的历史书籍，无论是我们自己国内人写的，还是为这些书提供资料来源的史书，都有意或无意地贬低了土耳其人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这样，土耳其人在总体上就被有关他们起源的错误信息所伤害了。因此，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纠正这些伤害了我们光荣存在的民族的错误。”其次，该书力图通过展示土耳其人的种族优点，来塑造土耳其人的民族认同，增强土耳其人的自尊：“这也是第一次为了民族认同和团结来写一本土耳其史。带着这样一个动机，我们想打开民族的创造性之路，揭示土耳其人起源的秘密以及他们的天才，彰显他们的特性与力量，证明我们民族的进步靠的是我们重要的种族根源。”
由于成书过于仓促，《土耳其史纲要》中出现了很多硬伤，遭到当时很多土耳其历史学家的批评，凯末尔本人对此书中的很多方面也不满意。 尽管如此，《土耳其史纲要》在论证思路上还是基本符合了凯末尔在1928年后有关土耳其民族及其历史的思考。因此，1931年，《土耳其史纲要》的一个不足百页的简写本《土耳其史纲要导论》由国家出版社出版了 ，当时发行了3万册。1931年，土耳其为高中预备的四卷本教科书——《历史》（Tarih I, II, III, IV）——出版了。《历史》在很多方面受益于《土耳其史纲要》，甚至个别章节完全拿来就用了（如第一卷），前者只是对后者的修订与扩展罢了。
《历史》的第一卷主要就是要论证土耳其人种在史前以及历史时期是多么伟大和富有创造性。在《历史》的逻辑中，土耳其人种的伟大不仅仅是自身创造了伟大的文明，而且还把这些文明带到了全世界。
以论证土耳其人影响中国文明为例，我们来看看它的逻辑。《历史》中说：“在中国没有一个单一的人种。中国最早的居民来自两个不同的人种。其中一个是本地人，另一个则是来一群自中亚的、成为高贵阶层的、作为文明创造者和战士的人。实际上，自历史翻开它的第一页以来，中国就持续不断地遭受到侵略与攻击，这些攻击总是来自土耳其人。特别是在中国北方，大批的土耳其人就不断地从最古老的国家中迁徙到这里来。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今天被称为中国人的数百万人，还保留着单纯的土耳其因素。”“中国的政治史是从‘五帝’时代开始的。其中的第一个皇帝就是伏羲。是伏羲首次把中国组成了一个国家来管理。五帝时代在中国统治的是公元前3000年前。伏羲出生在中国甘肃。而土耳其人早在公元前4000—5000年前就进入到此地，并定居下来。” 有趣的是，土耳其的历史学家们用了一张所谓中国古代画家所作的伏羲的画来证明伏羲有土耳其人的特征，说在这幅画上，伏羲的面部线条与中国人的类型特征非常不同。
随后，他们又用类似的方法来说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创立者都是土耳其人，连秦始皇也是土耳其人。在写到汉朝的时候，没有办法证明汉朝皇帝也是土耳其人，他们就把逻辑转移到中外关系上，说：“中国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匈奴帝国……中国受到极大的压力和摧残。” 对汉朝以后至明代的中国历史，《历史》中只有几句话概括：“公元3世纪以后，中国处于不同的土耳其国家以及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14世纪，一个本土的领袖创建了一个王朝（明朝）。它终结了成吉思汗的国家。”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历史学家们，就是用这种拙劣的手法来证明所谓土耳其人种的伟大的。且不说他们没有顾及当时的中国史学成果，就是连中国古代史料中有关突厥的记载都没有看过，只是凭着主观的猜测与武断的结论来写历史。单从这一点，就很容易看出其意识形态史学的基本特征。在土耳其人种的起源方面，《历史》采用了一些欧洲的考古学家的看法，这些欧洲人猜测西方文明可能来自远古的中亚，于是欧洲人开始大谈雅利安人的问题，土耳其的历史学家只不过是把“雅利安”偷偷地改成了“土耳其”罢了。30年代教科书中形成的新土耳其历史观非常强调“土耳其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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