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历史书写往往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政治意识形态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制造历史观。因此，历史作为诸学科中的一支，可以说是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路线就是最清楚地体现在当时的历史书写中。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迫切需要廓清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以形成新的民族凝聚力。凯末尔主义者力图通过重新书写自身的民族历史来实现这个目标，这是提出“土耳其史观”的时代需要。总括而言，该史观有三个重要的目标：一、通过构建共和国的公民与他们所居之土地的紧密联系，史观有助于使土耳其共和国在安纳托利亚的存在合法化；二、力图通过鼓吹土耳其文化，宣称土耳其人在世界文明中拥有崇高地位；三、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自信心。

在20世纪初的欧洲种族主义氛围中，凯末尔主义者首先要宣称土耳其人是白种人，因为那个时候流行的观点是只有白种人具有卓越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土耳其人并非无话可说，因为在长期的历史迁徙过程中，土耳其人与很多民族进行了融合，获得了很多白种人的特征。凯末尔党人要做的是把他们当下的种族特性加以历史化，宣称他们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这当然是有问题的。不过，这个问题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即有人把突厥人归入黄种的蒙古人种，有个别人则把他们归入白色人种的一支。凯末尔主义者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一方。

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作为原来帝国的统治民族，土耳其人在凯末尔的领导下用刺刀捍卫了安纳托利亚。在那个时代，“威尔逊总统所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并未取代这样一种信仰，即对于某块领土的所有权必须有‘历史上的权利’（historic right）来支持。在土耳其这块土地上，散落着赫悌人、吕第安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亚美尼亚人所留下的印记。这是不是意味着，作为后来者的土耳其人对这块土地没有‘历史上的权利’？” 通过把赫悌人说成是来自中亚的土耳其人，凯末尔史学家就把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追溯到了公元前3000年。这样，土耳其人自然就成了安纳托利亚最早的土著。

关于土耳其人对世界各大主要文明的贡献问题，凯末尔主义史学家的做法是把历史上说不清的问题加以“土耳其化”。在讨论印度文明、意大利的拉丁文明、希腊文明等文明的起源时，一直是没有定论的，都有“外来说”和“本土说”的争议。文明史家们一般认为中亚地区是最早发生了文明人迁徙的地区，所以就有了“雅利安”说。凯末尔主义的史学家们通过把雅利安人“土耳其化”，就武断地提出了世界各大文明都来自土耳其人的说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使用了头盖测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知识。

概括而言，“土耳其史观”就是借助于西方的知识来反对西方中心论。因为西方的正统史学长期以来都充满了对土耳其人的“歧视”，说他们是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后代，只懂得破坏，没有建设文明的能力。自19世纪以来，西方又出现了把自身文明之根追溯到亚洲的学说。于是，土耳其人就借助这些学说的成果，把土耳其人说成是西方文明（以及其他各大文明）的祖宗。土耳其著名的凯末尔主义史学家齐亚·卡拉尔说：“土耳其史观的出现，是为了与那些错误解释土耳其历史的理论相对抗。土耳其史观是一个反命题（anti-thesis），即针对那些传统的、错误地解释了土耳其人的历史的欧洲史学家；它也是对教条的、孤立主义的宗教及王朝史观的反驳；最后，它也是对唯物主义的和教条主义的反驳，后者都是由某些带着侵略性政治目的国家提出来的。”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历史学家也并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目的。在1932年召开的第一届土耳其历史大会上的总结发言中，著名的突厥民族主义者阿克储拉曾强调指出，任何民族的历史学都不得不超出实际现实，它必然要强调民族的情感与灵魂。他说，“土耳其史观”就是来对抗旧的学说，并抵制那些偏爱欧洲与雅利安人的影响。 这已经再明显不过了，20世纪初期的土耳其御用历史学家并不像今天的历史学家那样强调客观中立、谨慎小心的研究立场，他们坦然地认为历史学就是应该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服务。同时，这个论述也告诉我们，“土耳其史观”是针对西方观念的一种防御性观点。随着凯末尔威权主义时代的结束，“土耳其史观”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土耳其官方悄然放弃了。

文/昝涛 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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