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运茶快船的出现，茶叶贸易也变成了一种广受欢迎的体育运动。每当东方舰队的第一艘斜桅帆船出现在英吉利海峡的海平面上的时候，伦敦市登时万人空巷，大家一齐拥到泰晤士河畔，驻足观赏一年一度的运茶比赛。期盼装载着刚采摘下来的新品茶叶的中国快速帆船的到来。竞赛开始了，一路上，一直到伦敦的每一个海岬上，充当信号的火焰都在熊熊燃烧着。投注开始了，赌徒的手气取决于第一个从帆船舷缘投下的茶叶板条箱在码头上落地的一刹那，英国人对这一竞赛的热情不亚于对赛马结果的关注。
运茶快船如今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快的帆船，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帆船是工程学和人类进取精神的结晶，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人们再也不需要那种体积大、速度快的帆船了。与远东的贸易所获利润实在太丰厚了，法国人眼红之下，开始动手开凿苏伊士运河。尽管快速帆船是根本无法在运河河道通行的——它们实在禁受不起红海海面上大风的考验，然而蒸汽轮船却能够以比帆船快一倍的速度抵达中国。由于沿途的燃料补给站选址布局合理，乘船前往中国和印度比以往变得更容易了。到了1869年，随着苏伊士运河开凿完成，因茶叶运输业而生的航海技术革新全都成了历史。野心勃勃的英国商船船队已经不再需要变化无常的风来驱动，它们可以用可靠而稳定的煤作燃料。
生产
茶叶的分量很轻，这决定了运茶商船要用压舱物来保证行驶途中的平稳；在茶叶贸易刚刚兴起之时，大部分时候，压舱物都是由蓝白色的中国瓷器来充当的。尽管商人们对这种商品的估价往往偏低——那些人更喜欢丝绸那样利润巨大的日用品，但人们一致认为，当瓷器填充在装茶叶的板条箱的夹层空间时，它起到的作用与那些“压舱铁”是一样的；而当瓷器沿着船体和龙骨排成一线的时候，还能起到附加效果——可以有效防止船舱漏水。运送茶叶一类的奢侈品风险很大：它们的质量很容易因为浸水而受损，价格也随之下跌，而一艘船在海上航行也就意味着它一直冒着损失金钱的风险，因而可以说瓷器的存在分担了这一风险。瓷器还能挡住船舱底部的污水，从而对那些利润更高的货物起到保护作用。
茶叶消费者群体的不断扩大带动了英国瓷器工业的发展，它也成为第一批享受到19世纪机械创新成果的行业之一。在18世纪以前，尚无一家欧洲工厂能制造出能盛开水的陶瓷茶杯。
由于欧洲出产的黏土缺少瓷土所需的必要元素，因而欧洲黏土无法像中国黏土那样用于制作茶杯。中国的瓷器是利用高温烧制的，表面覆盖着一层坚固透明的釉，所以具备低廉、耐用的特点。而欧洲的黏土则是在低温环境下烘烤，它们只能覆盖多孔的釉料，这样制成的瓷器更容易破裂。
对更为坚固耐用的瓷器的追求，在英国引发了一场工业竞赛。英国的制造商们能生产出质地更坚硬、价格更便宜的餐具来吗？长期以来，英国工厂车间里造出来的瓷器又笨重，又粗糙，又易碎，但它有个优点：运输成本较低，因而在价格上还是能够和中国瓷器较量一番的。大约到了1750年的时候，欧洲工厂终于刺探到了瓷器制造工艺的秘诀，借助当时英国工业向机械化转型的契机，一项新的产业随之诞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最早一批使用瓷器改良工艺的陶艺家之一，可以算是与罗伯特·福钧同一时代的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爷爷辈人物］。
茶叶贸易在依托瓷器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对“异国”之地——中国和东方——的探索热潮。带有浓郁中国艺术风格的图像——垂柳和高耸的宝塔，以及身着长袍、举止娴静的妇人——以印在邮票上或画于进口茶杯的两侧的方式而在西方广为流传。这种充满东方浪漫风情的艺术品对大英帝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大有帮助。它展现了一个未知世界的美好形象，创造出一种优雅迷人的氛围，取代了西方人先前的想法：出国前往东方的旅途是可怕而危险莫测的。贫困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伴随着疾病和混乱正在一点一点地摧毁英国。城市化进程蚕食着农村地区，原先的农村居民现在正在工厂里劳作，呼吸的是被烟尘污染的雾气，住的是拥挤的廉价公寓，然而那些在瓷器上随处可见的图像向他们描述了一个更为宽广、庞大、怡人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商机和希望的世界，一个大不列颠帝国可以征服的世界。
英国人的生活
正如可敬的东印度公司所预言的那般，印度的茶叶种植产业借着茶税的取消和航运技术的发展这两大有利因素而迅速繁荣起来。随着东印度公司一家独霸的历史的终结，茶叶贸易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这导致了茶叶价格的全面下跌。茶叶越来越便宜，也意味着那些黑心茶商觉得既没必要再将其他植物混杂在茶叶包装袋之中，也不用再用危险的化学品对茶叶进行加工，因而茶叶的质量有所改善。尽管此前英国全民饮茶的风气已经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但茶价的便宜化对于这个城市化进展迅速的国度而言仍不啻为一个福音。
很久以来，人口统计学者和医师们就已经注意到随着饮茶习惯的日益大众化，死亡率在不断下降。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污染程度越发严重，疾病传播率也随之上升。霍乱这个恶魔在印度次大陆上肆虐已久，它的魔爪于19世纪30年代第一次伸到了英国大陆，当时几个水手饮用了船上水桶中的水，而这些水桶是在印度被灌满的，这些水手因此感染上了霍乱病菌。而他们回到船只所在的母港时，这种致命的病菌开始通过当地的下水道到处传播。到了19世纪中叶，霍乱这一传染病已经几次三番地夺去了数以万计的伦敦市民的生命；单单1848~1849年的那次大暴发就导致5万人丧生——这5万人无一例外都是因喝了不干净的水而染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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