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尔坚信政府监控并未真正地保护社会，这个观点有待更多的讨论。在谈论数据收集时，经常有人提出数据量的增大令监控更加困难。然而不可能就此停止监控，而且为数据收集设定界限也十分困难，因为现实是动态的，那些有意作恶的人会刻意地避开监控的范围。施奈尔的书中也体现出对公司的担忧。顾客与公司进行了隐晦的交易，他们放弃了对个人数据和隐私的管控以换取免费服务和便捷性。一些最具创新性的创业公司通过这样的交易来积累风险资本。一旦顾客习惯于使用这些便捷的免费服务，他们往往再无回头之路。
施奈尔对于限制政府越界监控的建议是老生常谈：平衡、法庭裁定的定向监控、更高的透明度、更多更好的监管、废除大多数监控技术以及一系列其他限制政府权力的措施。施奈尔还提出一些虽然新颖但不可行的建议：解散国家安全局、保护泄密者（尽管他们威胁到国家安全）。对于控制公司权力方面，施奈尔也给出了多项建议，包括建立信息受托人、加强规章制度和巩固顾客对私人数据的权益。他鼓励个体采取行动，通过以下四个原则来反抗监控：避免之、扭曲之、阻隔之、打破之。对于世界上最优秀的安全专家来说，这些建议或许是可行的。但是对于电脑技术有限的普通人来说，采用这些措施的门槛则过高了。
无论施奈尔的建议能否得到实施，我们都不应该轻易放过收集数据的各个巨头。正如斯诺登、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美国士兵曼宁和其他人所证实，大规模监控机器会招致民众的激烈抵制。
破坏旧霸主的新力量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数字媒体和全球事务助理教授泰勒·欧文（Taylor Owen）的《破坏性权力：数字时代的国家危机》（Disruptive Power:The Crisis of the State in the Digital Age）是另一本提供了宝贵观点的书籍。这两部书都对大数据时代公共和私立机构的未来角色进行了思考。其中施奈尔关注科技时代对国家和大型企业的影响，而欧文则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欧文从创新文学和哈佛大学教授科雷·克里斯滕森（Clay Christensen）的著作中借用了破坏理论。他为破坏旧霸主的新力量叫好。尽管政府和商业机构具有经验和扩展性优势，但非政府行为体可以成为现状的破坏者。这些组织结构松散、通力合作、积极主动且适应力强。欧文举出黑客组织“匿名者”的例子来说明弱势方也能够成功地反击政府。
欧文记录的弱者反抗强者的案例还有许多，譬如弘扬言论自由的Telecomix黑客和向用户提供匿名网络交易的比特币（bitcoin）。欧文还引用报道暴力冲突的Ushahidi网站来证明如何利用大众的智慧让全世界认识到事件的真相。虽然欧文书中的每一个例子都鼓舞人心，但读者不禁要问这些破坏性的小事件能否合力撼动现状。毕竟由于数字化的发展而促成的“阿拉伯之春”已经是一个遥远回忆，而比特币也并没有扰乱国际金融秩序。总的来说，绘制危机地图和众包模式虽然很有创意且经济有效，但是还未对传统机构造成严重威胁。
欧文的书中也探讨了国家的反击手段。该书末尾有一个讨论：国家如何在战场之外扩展军事科技和战术，如何通过监控和其他手段对使用自动化的战争和科技的进步进行反攻。欧文写到：“重要的问题是这些行为是否有意义；这些行为真地挑战了机构权力吗？”《破坏性权力》一书提出了很多问题。虽然没有提供答案，但是这些问题切中要害。
2007年联邦通讯委员会对电信公司的惩罚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客户不仅受到定位追踪，而且这些数据还在成倍地增长。政府和公司都认识到这些数据的价值，制造数据的普通人也对此心知肚明。作为客户和公民，我们受益于来自于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巨头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同时，普通人也要确保数据巨头受到牵制，他们的行为要合乎自由且开放的社会的利益。
编译/章志萍 来源：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