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的纠葛

明初声势浩大的大航海活动骤然而兴、戛然而止，很快就被厉行海禁的明廷视为弊政而废止。明廷在海外未得寸土之地;与远方来朝各国关系随即断绝;对两洋航道的控制随即丧失，落入阿拉伯人和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人之手;中国东部南部海洋屏障形同虚设，倭寇随即兴盛于东部海岸，欧洲则开始“地理大发现”，“佛郎机”(葡萄牙)“红毛夷”(荷兰)迅即进据南洋并觊觎澳门台湾，世界历史进入新的时期。明朝航海活动过程与结果间存在的这种巨大悖谬使后人疑惑不已。“传播友谊”“宣示和平”云云显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自然也不能令人信服。此种说法对外宣传的色彩十分明显，但是否能为人接受?以亨利•基辛格近年的著作《论中国》一书为例。该书对郑和事迹的论述是：“航海期间，郑和每到一地，便宣示中国当朝皇帝的德威，厚赠遇到的君主，邀请他们或亲赴中国，或派遣使者访华，让他们通过行叩头礼的方式认可自己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承认皇帝的至尊地位。然而，除了举行庄重的仪典炫示中国的伟大外，郑和对开疆拓土似乎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带回国的不过是礼物，即‘贡品’。除了为天朝扬威这一抽象成果外，郑和没有为中国攫取领土或资源，充其量不过是较早地运用中国的‘软实力’，为中国的商人创造了良好条件。”

基辛格当属对中国较为了解的外国人。他的论述显然没有接受中国外宣的影响。从学术界来说，中外学者均试图以现代视角追寻明初航海活动的动因。由于上述巨大悖谬，这种追寻简直成了一种历史猜谜。

对郑和下西洋的现代研究，始于19世纪的西方汉学家。在西方，早期研究者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梳理史料和考证史实等方面，但以后的研究则愈益深入广泛。此处不妨举出其关于明朝远航活动动机的若干论述。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是最早将朝贡体系作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基本制度的学者。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推测说，或许明廷支持郑和远航事业的动机是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兼而有之，其政治动机在于希望“把世界上从事航海贸易的国家纳入传统的宗藩关系，借以号称统驭万邦。在其《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亦强调明成祖的“宏伟计划”是“将南亚与东南亚诸国都纳入朝贡的体系之中”，在谋求商业利益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则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即力图将全世界都变成中华帝国的朝贡附庸”。而在费正清看来，“朝贡制度的秘密在于它已成了通商的媒介”。

此后学者们的研究也均在政治和经济利益间徘徊。牟复礼、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或许郑和远航壮举是“意在扬永乐帝的声威于殊方异域，在于显示中国的兵力，在于增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在于保护华人的利益，或者在于再找些新的民族参加朝贡系统”，这些目的都已实现，尽管明朝政府此后没有继续实现这些目的和充分加以利用，但“他们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洋，清楚地显示了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的确，渤泥、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等四国国王及众多国家的众多贡使随船来华，更是装点了中国帝王的虚荣，也是天朝单方面将朝贡体制进行对外输出的表现。

该书对远航活动的经济意义评价不高，而认为“就朝廷而言，在这种交往中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把最重要的东南亚诸国划入了明朝政治势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些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大明帝国的影响，加强其南部边境的安全和通过阻止私人控制航海活动以垄断海外贸易”。

的确，郑和远航，有“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诸多海外珍奇的输入是为了满足朝廷和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和对异国情调的好奇心;亦有史料中语焉不详的大宗货物如苏木、胡椒和适合社会各阶层应用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打整番货，装载船内”而归，但视之为弊政而废止之，是否表明明廷并不看重远航活动的商业利益?何况如前所述，明代严禁民间海外贸易，而以朝贡贸易方式予以垄断。

但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明朝海禁政策的效果，却未必能如明廷之所愿。已有中国学者将郑和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提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社会产生的两极效应，其中如朝贡贸易的衰落与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社会整合程度的下降与移民海外热潮的兴起，皆揭示了朝廷海禁的失败，而反对朝廷抑商和开海禁的建议也已直达宫廷。这自然是明廷始料不及的。如此说来，西方学者注重探索航海活动的商业利益亦非虚测之辞，只是这是航海废止后历史发展的吊诡之处，而非明廷发起航海的动力。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郑和下西洋负面资产多 对外交往不宜大力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