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到底，在东亚（指中日韩）缺乏化解仇恨的政治传统和氛围，亦缺乏这种机遇。这里我从中日的角度分析一下原因。

从历史传统来说，东亚国家喜欢争做老大，缺乏和欧洲一样平等和团结的意愿。在东亚的传统秩序观中，中心之国只有一个，其他的国家都是不同形式和等级的臣属，偏偏中日一直是互相不服气的大国，都把自己看作“中国”，互相把对方视为蛮夷。这种奇怪的互相排斥的心态一直延续到现在。中日两国都不愿承认“东亚很大，足以容下中日两国大国”的现实。一方面，日本要崛起，做正常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也要复兴，试图恢复中央帝国。于是，中日两国有本质的矛盾。

有趣的是，对于不属传统东方秩序的国家，即使现在势力在东方，两国也没有如此排斥。比如俄罗斯掠夺过中国大片土地，但中国对俄罗斯的强大仿佛是心安理得的。两国对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也是基本视为理所当然。

其次，中日两国，有过于实用主义的外交策略，缺乏原则，缺乏妥协和遵守约定的精神。中国和日本建交时认可了日本的道歉，就不应该再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说过去需要日本，就认为日本已经道歉了，中日一衣带水。现在不那么需要日本，又说日本没有道歉，又是军国主义。如果说，70年代的道歉是“实际不能接受的”，仅仅是因为对抗苏联的现实利益而接受，那么，在日后无须考虑苏联威胁之后，再重提“道歉”问题，不能不说是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的“反言”。同样的例子还有，在需要日本对抗苏联的时候，就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当不需要日本的时候，就说南千岛群岛属俄罗斯。当需要日本的时候就说支持日本人民收回琉球的正义抗争；不需要日本的时候，就说琉球问题悬而未决。这种做法和北越先是为了中国的援助而承认“西沙群岛属中国”后来又反口有何不同？

在70年代建交时解决道歉问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所谓的道歉问题。道歉问题（以及几乎所有其他的中日历史问题）是90年代才出现的。这个节点很重要，因为在80年代末，中苏和解以及苏联崩溃，使得中日关系在战略上不再如此重要，反而日本在东亚的坐大、成为政治上的“正常国家”以及甚至“入常”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可能。这不能不说是道歉问题再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90年代是日本作出道歉最频密的时代，标志着日本道歉高峰的村山讲话就是这时出现的。村山讲话的出现，一方面是左翼上台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不乏现实政治的考虑。其时也是日本实力最强劲的时期，日本很有意愿在当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为历史问题打上句号，为进一步“正常化”铺平道路。于是在1998年，韩国和日本达成协议，日本用了shazai的字眼，韩国则答应不再以历史问题作为日韩交往中的问题。这并不是指不再在历史上进行学术争论，而是指不再以历史问题作为理由反对日本在国际上成为正常国家。可是这个妥协后来成为了一个现成的坏例子，众所周知，后来韩国并没有遵守承诺，仍然继续纠缠历史问题。

当时，日本也想和中国达成这个协议，如果中国答应不在历史问题上纠缠，日本也会正式用shazai的字眼。但这个要求被中国拒绝了。朱镕基说，道歉不道歉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江泽民更在访日期间不断地高调提及历史问题，甚至在天皇的晚宴上也如此，把气氛搞得很僵。日本也大感失望，从此断了这个心，转而用道歉问题（以及参拜等问题）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由此看来，到底用shazai还是用owabi，本质上不是关于如何看待历史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考虑。中国难以答应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无法接受一个经济强大的日本成为政治大国。

进入10年代，中日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实力已经超过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可以被中国当作继续打压的日本的牌，惟日本再难以用道歉和参拜等作为筹码。现在日本也知道了，如果说了这么多次道歉都被认为是不足够的话，那么再多说道歉，或者再用shazai都是于事无补的。于是，日本也再不在乎进一步的道歉和历史问题了，转而从现实安全及民主价值观的角度出发，在新的战场上展开和中国的舆论战。“伏地魔之争”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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