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政策逐步改变“韬光养晦”风格而进入“奋发有为”阶段，这大概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明确为接班人后就开始了，到习成为最高领导人后，这一倾向越发明显且日渐加速。如今，中国经济上居世界第二，并且有人预言十数年内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经济虽然减速，且在短期尚面临多种不确定因素，但仍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快）。在巨大军费支撑和日趋改善的军事思想指导下，中国军力之变强变大趋势也可以预计。如今，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令人瞩目，而在亚太更是美国在同一平台上的唯一“玩家”（player），此区域其他国家只能或者旁观，或者起到辅助作用。不管中国是否口头上承认，只要中国保持稳定发展，它成为世界超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最大的外部因素始终是美国，最优先要处理也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有千千万万的层面，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大致可以简化为两个要素，即经济合作的要素与地缘政治角色的要素。对这两个要素的轻重权衡，贯穿于两国领导人决策如何开展双边关系的始终。此外，美国还希望（也许还真心相信 ）在中美交往的过程中，中国接受美式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方式影响，最终成为一个西式民主自由体制。

回顾过去，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最高的战略层面确定了与美国和解合作的大方针，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则以“改革开放”打开中国大门，以渐进但坚定不移的态势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展开大规模的经济交流和合作。毋庸讳言，双方合作的基础之一是邓小平确立的“韬光养晦”政策。这一政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宏观上，中国以此表明自己不会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而是希望在此秩序现有的规则体系内谋求自身的发展，并积极融入现有秩序下的国际体系；微观上，中国不因领土争端和其他矛盾挑起和扩大冲突，遇到冲突时力求息事宁人，即所谓凡事“搁置争议”。

从美国的角度，中国的这一选择可谓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最佳结果。冷战期间，虽然贫弱但体量不失庞大的中国是美国对抗苏联的最佳伙伴，而后来的“改革开放”更是锦上添花，让美国不仅有了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合作者，更多了一个巨大而快速增长的市场。1989年后冷战告结束，中国作为美国地缘政治上的“敌人”的角色有所浮现，“中国威胁论”也从此时起在美国政治与学术界渐获市场，但中国经济也恰从此时以超高速发展，给美国商界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且展现出不可限量的前景。中国对西方跨国公司的接纳并给与其优惠待遇，也在美国商界形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亲中”利益团体。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虽然时不时有美国政客试图拿中美关系兴风作浪，但这个团体卖力运作，使美国国会从未能通过撤销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决议案，也驱动美国国会最终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当然，在美国政界，始终有一股潮流视中国为对手或潜在对手。2000年小布什就任总统后，迫不及待地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并开始采取措施实施克林顿政府后期就渐现苗头的对华“制衡”（hedging）策略。但旋即发生的“9.11”事件，迫使布什政府几乎全力转入反恐，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战争使美国十年时间无暇东顾，这给了中国一段极为珍贵的发展期。在这十年，中国基本是配合美国的反恐战略，是一个合格的反恐伙伴。同时，中国经济在这一段时间实现了高速增长，一举超越除美国外的所有发达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二。

十年之后，美国反恐成效见仁见智，但美国社会显然对此已经渐感疲劳。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基本放弃了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的政策，奥巴马推行的“重返亚洲”或者“亚洲再平衡”政策，通过军事、经济和政治三条腿并行。军事上，美国要将60%的军力配置在亚太（以前在欧洲）；经济上，通过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几乎全新的高标准贸易规则在亚太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高端一体化市场，并将中国排斥在外；政治外交上，以“巧实力”（smart power）外交，巧妙利用亚洲邻国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感，强化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和对中国的恐惧心理，并寻求与它们建立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架构。

与此同时，在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任期的最后阶段（大概也是习近平被明确为接班人后），中国也逐渐淡化“韬光养晦”形象，最初主要表现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和黄岩岛问题上。在钓鱼岛，中国以日本单方面将钓鱼岛“国有化”为契机，不仅对日本当局口诛笔伐，而且派渔政、海监、海警船进入钓鱼岛领海进行常态化巡视。虽然中国并没有因此收回钓鱼岛，但却实现了和日本对该岛的交叉控制——考虑到钓鱼岛以前是在日本的完全实际控制下，实现交叉控制本身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黄岩岛是由美军移交给菲律宾的，菲律宾军舰过去经常巡行该岛屿附近水域。2012年，中国海监公务船第一次在该岛附近与菲军舰对峙，最终菲律宾退让。总体而言，从护渔休渔到勘探开发到这两年以惊人的速度填海造陆，中国在南海主张权利的力度已经巨幅加大。此外，中国在这两年也发起了金砖银行、亚投行、一带一路、亚信会议等项目，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回应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些措施虽然刚刚开始，但已颇有气势，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虽然时有犹豫，但总体上奉行了引导中国进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一基本方略。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政策，虽然被广泛解读为是为了制衡中国，但美国政府从未如此公开宣称，与此相关的决策意图也并未披露。但在最近一年来，无论是美国各大智库的研究报告还是奥巴马政府重要官员的发言，都显示在美国政治和学术界，正在形成一个对中国“强硬”的共识。此前发表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在过去数十载实行的对华接触引导战略已经失败，中国既不太可能演变成一个美国所期待的自由民主国家，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在现有国际体系内部安然接受美国的领导。为此，美国应该改变对华的大战略，在不全然放弃接触的情况下强化防范与制衡。该报告提出的主要措施有：（1）强力发展美国的创新性经济，制造对中国的不对称优势；（2）构建包含美国及其盟友和朋友的优惠贸易协定，并将中国排除在外；（3）强化对华出口控制以防止中国取得先进技术；（4）提升美国对亚洲的武力投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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