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款项被提，加上周转不灵，源丰润只好宣告清产，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多万两。它的倒闭，累及外埠分号17家，“严氏家道遂由此中落”。因为源丰润在宁波帮钱庄的地位，牵一发而动全身，结果整个宁波帮深受其害，“与此同时，甬帮会大、晋大两钱庄业宣告歇业；镇海方氏家族在沪经营的钱庄先后有16家倒闭；镇海李氏、叶氏家族所经营的大部分钱庄在劫难逃，纷纷于1911年前后歇业” 。
冲击波依旧源源不断。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
这次倒霉的是义善源。
它没走在源丰润前面，那是因为李氏家族中有个当交通银行总经理的人，他是李鸿章之侄李经楚，为了挽救义善源，他多次假公济私，从交通银行借款来维持义善源的资金。但是不幸的是，他遇到了压抑很久，逮住机会就向上走的盛宣怀。对办银行一直情有独钟的盛宣怀，一旦在邮传部大权在握，就根本不愿意放弃该部在1907年奏设的交通银行。尽管李经楚是他多年效劳的“东家”的子侄，但在他的欲望面前，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再说，李鸿章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该给的面子早就给完了。所以他下令义善源归还借款，但李经楚显然无力偿还，最终以1400万两之负债宣告破产。可谓损失惨重。它的倒闭累各地分号23家，形成了第三波冲击，“恐慌迅速由上海波及全国，企业商号大批破产，结束了连续六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大萧条绵延数年……”
相信此时的宁波帮，包括严子钧在内，对蔡乃煌的心态应该是百感交集。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对宁波帮的实业，以及政治上的话语权有所推动，但是作为一地的父母官，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跳脱大清颟顸、无耻的官僚体系，终究和他们沆瀣一气，在橡胶股票风波中不仅没有及时地看出问题，制止问题，反而成了问题的制造者，推动者。最终让宁波帮乃至整个上海，为他的失策买单。
有人曾称他为“大清的灾官”，恰如其分。
施典章同样也没有跑掉。
蔡乃煌被程德全盯上，他同样被盛宣怀盯上。这场股灾给大清造成了惨痛的记忆，但磨刀霍霍急需要对商办铁路下手的盛宣怀却从这场股灾中看到了机会——施典章的投资失利，显然暴露出了商办铁路在资金募集上的欠缺，以及管理上的乱相——这样的“好典型”现在不抓，更待何时？
就在9月25日，还没来得及跑路的施典章，在上海被张人骏、程德全所派的专案组抓获并查处。比起陈逸卿，他终究欠缺了一点门道。陈逸卿，受美国政府庇护；更绝的一位叫唐寿江，他花钱买过三品顶戴，虽被两江总督张人骏请旨革职，却又发现他拿着葡萄牙的护照。“或许唯一值得他欣慰的是，案件的查处级别远超出他的想象：溥仪小皇帝的老爸、摄政王载沣亲自批示，中央政府多个部委跟进。”
结果一查，查出了一个大贪污犯。
除了违规存款之外，他以公司名义购入的兰格志股票，市价1400两到1500两之间，但他至少每股虚报了250两的“花头”，也就是说，落入他个人腰包的就有12万之巨。更为吊诡的是，这笔股票也在公司的账本上“渺无此事”。
这让专案组很是震惊，不敢自专，将案情逐级上报中央。接下来，邮传部派出了第二个专案组，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
只是，和被迫辞职的汤寿潜相比，施典章还是占尽便宜。一者，他此前曾任琼州（海南岛）和广州的知府，在体制之内混过，是个让领导在某些方面放心的人。另外，也许是看到了民间保路运动的暗流，清政府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根据大清《商律》，专案组建议责令施典章退赔其他亏挪各款，收缴其所有非法所得，并在全案定结后‘发交地方官监禁三年，罚金即定为一万两，缴清后方得释放’。相比这件案子引发的巨大雷声，处理结果简直就是毛毛雨。”
这一结果，也无疑激怒了7000万“被股东”的四川人。在他们看来，这是赤裸裸的黑幕，为此，他们多方上访，要求中央政府彻查……
但正如请愿速开国会运动一样，他们的要求被直接无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