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人出奇愤怒的是，他们投资的铁路不仅不保，而且在日后的善后赔偿上，也被区别对待。次年，已经升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对两湖、广东和四川提出了不同的国有化方案。湖北、湖南由于张之洞管理得宜，资金损失不大，盛宣怀提出用‘国家保利股票’1∶1按原股面值置换；而四川因资金亏损中有300万系‘橡胶股灾’亏空，盛宣怀认为不应‘慷国家之慨’，决定不予承担” 。
义正词严之下，意味着7000万“被股东”的四川人要承担这些亏空。也就是说，他们的投资，只能自认打水漂了。
上头犯错不严惩，板子却打在群众身上。
无疑，这一处罚就像汤寿潜被离职一样，再一次帮了革命党人的大忙。
引发帝制中国轰然倒塌的多米诺骨牌，就此推倒。
辛亥年6月，四川省谘议局议长，同时当选为川汉铁路川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蒲殿俊，带着因川汉铁路被收归国有而破产的一干“股东”，走出茶馆来到街头，抱着写有光绪圣旨的两块木牌上街示威。这两块木牌一写“庶政公诸舆论”，一写“铁路准归商办”。此前，它们一直挂在蒲殿俊租来的大房子门口。
只是，这种游行和抗议跟死去的光绪一样，没有影响力。
他们继而成立了一个名叫“保路同志会”的组织。
“6月17日，在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四川谘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话中有无尽的悲愤。一场本是事关利益和经济的争端，意在‘保路权，争路款’的运动，顿时有了浓郁的火药味……”当“盟友”变成了对手，就像情人变成了敌人，原先爱有多深，此时便恨有多深。清政府也开始感受到某种威胁，这种威胁被发酵得越来越大，“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此刻，黄花岗起义中幸存的吴玉章也悄然潜回了四川，开始酝酿点燃川人怒火”。没多久，“一份名叫‘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开始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上散发，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自保商榷书》中喷涌而出的独立意识，让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惊骇不已，赵尔丰称此文‘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 。
赵尔丰决定用暴力回答。
清宣统三年农历七月十五，即1911年9月7日，赵尔丰将川汉铁路公司和省咨议局的首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人诱至督署内拘捕，同时下令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校和股东招待所。消息传来，参与保路运动的数千名请愿的民众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内向总督请愿。赵尔丰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竟然下令开枪镇压……
是为“成都血案”。
当对话的渠道被彻底堵死，可以对话的对象又被逮捕，乃至被肉体消灭，川人只有以武装起义来回应。
清政府的维稳升级。这次，它们从湖北派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
这一动，便动一发牵全身。
本文参考：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谭洪安，《“橡胶风潮”挽狂澜》，《中国经营报》2013年1月18日；黄艾禾，《1911那一年》，《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8月4日；雪珥，《辛亥：计划外革命》，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章立凡，《大清灾官蔡乃煌》，《新世纪周刊》2011年1月；李冬君，《辛亥革命：导火索与“投名状”》，《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吴比，《革命与生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