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计划最终流产的原因

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相比于尼克松时期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更接近于付诸实施，然而却最终胎死腹中。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福特政府内部围绕对华军事合作存在着分歧，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出现了重大波折，从而使得该计划逐渐失去了落实的可能性。

首先，围绕是否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福特政府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最终反对的一派压倒了赞同的一派，导致美国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失去了主要支持者。在福特政府中，以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为首的一批对苏强硬派主张联合中国对付苏联。他们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战争潜力，能够消耗苏联相当一部分军事力量和资源，因此极力主张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正是在这种意见的指引下，施莱辛格领导的国防部才重启了被搁置的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

然而，国务卿基辛格等人对此表示反对。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为迅速拉拢中国制衡苏联而同意与中国展开军事合作，并亲自提出了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但是到了福特政府时期，基辛格在对苏政策上转而趋向“缓和”，担心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会刺激到苏联，以致苏联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最终影响到美苏关系大局。因此基辛格对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持谨慎态度。两派相争的结果，是以基辛格为首的对苏缓和派胜出，极力主张美中军事合作的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于1975年底被迫辞职。

其次，福特政府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两国存在重大战略分歧，无法绕过这些战略分歧在具体事务层面展开合作。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主要分歧所在。在台湾院外集团的强大游说下，美国国内保守政治势力向福特政府施以重压，要求其不得“破坏”美台关系。迫于国内政治压力，福特不敢冒险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不肯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使中美关系持续停滞不前。这种情况下，中方对福特政府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对福特政府提出的绕过主要分歧、在具体事务层面开展合作的建议更难以接受。1975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拒绝了基辛格提出的关于航空、贸易、航运等方面的事务性协议，而在同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过程中，邓小平副总理也拒绝了福特提出的扩大贸易、文化和科技交流的建议，直言在中美正式建交前，双边关系不可能会继续深入发展。这就表明在中美根本分歧得到解决之前，中方对具体事务层面上的合作没有太大兴趣。

在这种严峻的政治现实下，福特政府意识到，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与其他已经被拒绝讨论的合作计划一样，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因此这一计划最终只能胎死腹中。

结论

回顾这段尘封于档案中的历史，也许会感到一丝讽刺：一直将中国作为核打击重要目标的美国，居然还会去思考如何提升中国抵御核打击的能力(尽管这种核打击更可能来自于苏联)。然而，如果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急于改善中美关系、借助中国制衡苏联的迫切心态，那么对尼克松、福特政府所策划的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不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当时美国政府在很多敏感事务上都放开了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比如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1974年7月，尼克松同意基辛格的建议，批准与中国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协定，为美国企业向中国提供清水反应堆打开方便之门。而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正如基辛格所说，没有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从西方获得核反应堆。

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的美国积极谋求改善中美关系，并计划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不仅受基辛格等人倡导“均势外交”的直接作用，更是受到美国外交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特性的影响。功利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根本特征，表现为“注重实际，讲求功利，骨子里渗透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在外交事务上，功利主义的文化心态指引着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以务实态度审慎衡量外部世界，最终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作出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取舍。正是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尼克松与基辛格携手打破中美外交坚冰，迈出了推动中美关系缓和的重要一步，从而催生了美国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功利主义的左右下，当新的内外形势迫使美国转向其他利益诉求时，福特政府最终中止了该项计划。

因此可以认为，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和其他战略领域合作计划一样，是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一旦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美国的功利主义外交政策有了新的利益考虑，那么这些计划就变得命运多舛了。由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在战略领域、敏感事务上的合作大多无疾而终或拖延下去。以和平利用核能为例，虽然尼克松早在1974年就批准与中国缔结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协定，但是直到1985年两国政府才完成缔约。而基辛格在1973年提出的中美热线，更是迟至1998年才宣告启用。

当然，参考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在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推动所谓亚太“再平衡”，并宣称“密切监视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做好应对准备”的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想象美国曾认真考虑过向中国提供导弹预警信息、空基紧急指挥系统、“民兵”导弹使用的超低频通讯设备和导弹发射控制系统、“核密码箱”等极端敏感的军事装备和技术。不过，最应该为此感到吃惊的当属1998年发布《考克斯报告》的美国众院政策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先生，在他和他的团队费尽心思地臆想中国如何窃取美国核武器技术的时候，他也许没有想到，早在1970年代美国政府就曾认真计划过将那些不肯轻易示人的国之重器打包送到中国。

文/董大亮 原载于《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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