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福特政府：计划的重启、完善与终止
1974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副总统福特接替其主政。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福特虽然多次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希望共同努力克服分歧，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然而，由于美国国内存在强烈的反对声音，福特政府又不愿在中美最主要的分歧——台湾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致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入停滞状态。这种情形下，福特政府开始考虑打开中美在军事及其他敏感领域合作的大门，通过扩大安全合作与共识来保持中美关系的建设性发展。这就为重启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创造了前提条件。
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在对外武器销售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国国防部就有向中国提供与防务有关的技术和设备的意向。福特履新后，美国国防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证与分析。1975年3月25日，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罗伯特·埃尔斯沃斯建议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考虑进一步放松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以此作为改善与北京关系的重要途径。10月14日，埃尔斯沃斯又进一步向施莱辛格阐述了对美国向中国提供与防务相关的技术和设备的看法。
埃尔斯沃斯首先全面评估了中国对西方先进武器的需求程度。他认为对中国来说，出于意识形态考虑，从美国或任何可能的其他西方国家获取致命性武器都有“极大的心理障碍”，而对苏联的可能反应的担忧也将会使中国人更倾向于获取不太敏感的军民两用设备。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在五六十年代从苏联获得的技术的发展已经遭遇瓶颈，难以再有突破和进步，而现代武器装备技术的日新月异对中国的国防技术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若想提升其军事能力，就必须获取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基于这种判断，埃尔斯沃斯指出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与防务相关的技术和设备。虽然这可能会因技术和设备的选择不当而刺激苏联、伤及美苏关系，以及引发美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招致不必要的压力，但亦会对美国带来诸多有利之处，如在美苏对话中向苏联施加压力、帮助中国抵御苏联、推动中苏继续对立、巩固中美业已达成的协议和共识，等等。至于美国应当向中国提供何种设备，埃尔斯沃斯提出应当“主要是用于军事目的但也可以公开的用于民事经济用途的设备”，并认为基辛格曾提议的“改进中国国家军事指挥机关对战略部队的指挥控制能力”(即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是可以继续策划实施的。
1975年12月4日，根据埃尔斯沃斯的要求，美国国防部电子通讯及指挥控制系统主任托马斯·里德向其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详细阐述了美国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具体细节。里德建议美国向中国提供与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有关的一揽子援助，包括提供核打击评估系统、超低频(VLF)通讯设备、核战争执行控制程序。此外，里德还提议帮助中国构建类似美国“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WWMCCS)的“全国军事指挥控制系统”，建立一条连通中美两国高层的热线。在这其中，核打击评估系统和超低频通讯设备是最主要内容。
核打击评估系统主要是利用美国部署在东半球(也可能是西半球)的配备红外传感器的导弹预警卫星向中国提供导弹预警信息，确定射向中国的导弹的发射地点、数量、预计弹着点，以及核打击毁伤效果的紧急评估。至于如何向中国传递这些信息，里德提出了两个选项。一是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负责向北京传送东半球导弹预警信息。这需要利用国际通讯卫星组织的连接通道，在太平洋司令部总部与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简单的通讯线路。二是在北京设立一个完整的小型卫星数据接收站，使中国直接获取东半球导弹预警信息。这两个选项各有优劣，选项一通过太平洋司令部向北京传递预警信息，能确保美国对这套核打击评估系统的完全控制，只有当美国同意时，这套系统才会正常运转，必要时美国还可以单方面关闭系统。选项二的优点在于使得北京获取预警信息的途径更加直接，但缺点亦很突出，即，在北京的卫星数据接收站脱离了美国的控制范围，无法被美国单方面关闭，而且涉及在计算机、密码、卫星数据能力等敏感领域的技术转让，并能使中国接触到美国卫星的运作机制等机密信息。此外，由于小型卫星数据接收站不能过滤掉虚假信息，北京获取的导弹卫星预警信息很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在预算上，选项一只涉及到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线路租用费以及约100万美元的设备费用，而选项二为建立卫星数据接收站则须花费1500万美元。综合上述考虑，里德建议由太平洋司令部向北京传送导弹预警信息。
此外，里德还提出要考虑到另一种特殊情形，即让中国共享某些西半球导弹预警卫星的信息。理论上，苏联的德尔塔级潜艇也有可能从西半球的美国海岸向中国发射导弹，冒充美国发动袭击。而对于中国的地基早期预警雷达来说，无法分辨这些导弹究竟是来自美国还是苏联潜艇，因此有必要通过西半球导弹预警卫星提供确切的预警信息。由于无法在中国设置地面接收站接收西半球导弹预警卫星数据，里德同样建议由太平洋司令部向北京传送可能来自于西半球导弹预警卫星的信息。
里德提议向中国提供超低频(VLF)通讯设备是为了“确保核战争来临时中国国家指挥机关对战略部队实施有效的指挥控制”。美国考虑提供的超低频通讯设备包括三大类：第一类设备是类似于美国战略空军“窥镜”系统(Looking Glass)的空基紧急指挥通讯设备，由3架配备有ARC-96超低频通讯器、超高频(UHF)通讯器、综合操控台等设备的EC-135飞机组成，以此提供空基紧急指挥控制。这些设备的费用为每架飞机5000万美元，总价1.5亿美元。第二类超低频通讯设备主要用于中国的战略导弹系统，该型设备与美国“民兵”导弹系统使用的固化配置的超低频通讯装置类似，计划提供100套，总价值1亿美元。第三类的超低频通讯设备主要用于核弹头解锁及导弹发射与开火系统，以保证中国国家军事指挥机关对核力量的切实控制。这些系统除了有利于保证指令传输安全的616A型超低频调制解调器外，还包括“民兵”导弹的全套发射控制系统(该系统的特点是由两人同时操作、激活钥匙横向排开、手动控制，安全系数较高)、允许行动联络装置(PAL)等。
核战争执行控制程序，也就是美国总统随身携带的“核密码箱”，同样旨在确保中国国家军事指挥机关对核力量的有效控制。具体内容是帮助中国制定合理的核力量控制程序、规范的核力量授权以及安全的编码系统。提供这些程序的费用最多不超过1000万美元。
为了将上述系统、程序与中国的军事指挥系统有效整合为一个整体，里德还建议帮助中国建立一套“全国军事指挥控制系统”。该系统以IBM公司为美国建造的“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WWMCCS)为蓝本，由美国军工企业人员负责提供技术指导。这一系统应用最新式的自动化指挥设备，实施高度集中的指挥控制，将美国提供的上述指挥系统、程序纳入其中，能够大幅提高中国国家军事指挥机关对核力量、常规力量的指挥控制效率。里德估计构建这一系统大约需要1000万美元。
至于中美热线，基辛格曾提议以此作为向中国提供导弹预警信息的隐蔽途径。而在里德的建议中，导弹预警信息有专门的线路进行传送，中美热线仅仅是条普通线路。但里德认为这条线路将能确保中美领导层在战时状态下的有效联系，因此也具有重要的操作价值。
综上所述，里德所列出的对中国的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援助计划，不仅将基辛格在1973年11月提出的建议明确完善到每一个技术细节和每一笔经费开销，还大大超越了基辛格的提高中国应对苏联核威胁能力的初衷，近乎于全面提升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运用能力以及军队总体指挥控制能力。毫无疑问，如果里德的计划能够得到落实，虽然会使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核力量有深入的了解，但同时也会使中国的核战争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军队指挥控制水平也将向世界先进水准看齐，后续的军工开发、自主科研也会从中获益良多。然而，里德向埃尔斯沃斯提交的这份计划未能得到美国政府决策机构的批准，最终没能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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