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印度宪法的列表五( 原住民人口占多数的地区) 和列表六( 印度东北地区) ，原住民确实拥有“诸种特权”，而且：

几个受政府资助的著名委员会业已建议原住民在自身发展方面应有更多发声，并在此过程中强调土地和森林的重要性。最近，政府通过迈向更高自治的立法承认了表列原住民地区的“权利”……还由中央和邦政府联合创建了专项发展基金，透过“部落专门计划”( tribal sub-plan，TSP) 的特别预算工具来确保资金流往部落地区。同时，表列部落还享有专门为他们预留的公共职位名额，其中包括各级政府7. 5%的职位和半官方的工作岗位( 占有全薪岗位的主要部分) 。他们在公共教育机构和本地政府享有与此相当的预留名额。( 只是) 因为种种原因，这项影响深远的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一直较弱……

由此可见，原住民根本就没有“去政治化”，因而宣称他们除了印度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力以之外再无其他权利，是严重失实。表列原住民的集体权利和优惠政策实实在在地写在法条上，但其实效却主要在城市才能看到。城市表列原住民的收入与其他种姓相当， 但只有1 /10的原住民在城区生活。中国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倡导者实际寻求的是，通过把权利个人化而实现集权，进而在全国各地把权利统一起来。但各项研究都表明，当印度领导人做出再集权的选择时，他们就极有可能不再能容纳民族和地域差别，进而加剧各民族的不满情绪。

印度安全问题牵涉的少数民族因素至少跟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一样严重，这就使得宣称印度比中国国民统一程度更高的这个说法大成问题。很多调查都能支持这种评价。2009 年一项在33个国家进行的关于“对国家的信任、赞誉、尊重和自豪”的调查显示，印度和中国大体一样，国民对国家的赞誉分别位列第六和第七。 2005年一项题为“自豪在印度”的调查显示，全印度的“非常自豪”和“自豪”的比率是89%，原住民结果稍低，是77%。研究者解释“部分原因是受访者未能理解问题( 这本身也反映出现代印度民族主义观念分布不均) ，部分原因是他们确实对印度民族主义没那么热心” 。确实，2010 年的一项大型调查发现，18% 的印度人随机样本“甚至不知他们国家的名字”。这个数字也适用于文盲率，很多文盲是表列原住民。1 /6的受访者说他们仅认同自己的族裔、所在邦( 省) 或宗教，而不是印度人。

在国民团结的主观态度方面，中国和印度其实大同小异，但整体来说，印度少数民族对国家的不满比中国更高。2012 年的一项皮尤调查显示，中国有83% 的人基本满意他们国家的前进方向，明显高于印度的38%。如果不出意外，中国保持国内凝聚力的机遇比印度更大。

作者沙伯力（Barry Sautman）先生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他先后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9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91年—1992年，他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担任助理教授。1993年开始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国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族群关系、如新疆和西藏问题）、中非关系、中美关系、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等等。

译/林紫薇、张俊一 校/张海洋 原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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