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斯大林又发电解释：“没有美国的调解，国民党是不会进行和平谈判的⋯⋯国民党将成为阻挠进行和平谈判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花招将被戳穿，您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

在后来几天电报中，斯大林建议中共：不停止军事行动、通过谈判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阴谋等。1月17日，苏联外交部复照国民党政府，拒绝参加调停，其中内容是毛泽东亲笔拟定的。

从电文看，斯大林并无“划江而治”之意。 很长一段时间，米高扬被认为是斯大林派来阻止解放军南下的钦差大臣。但师哲曾说：斯大林与毛泽东已通过函电解决了相关问题，无需再派米高扬来说什么。而且米高扬1月30日到西柏坡，比中苏电报沟通晚了20天。

据俄罗斯公布的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报告，确无“划江而治”方面信息，米高扬在报告中建议中共尽快占领上海、南京、广州等南方大城市。不仅不阻止，反而主战。

斯大林的“双线策略”

从原始档案看，并无“划江而治”，可为何当事人却咬定确有此事呢？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薛衔天先生在论文《“划江而治”的风源》中，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即提出“划江而治”的是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推测，斯大林采取了“双线外交”策略，通过罗申与国民党政府联系，以维护《雅尔塔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既得利益，同时通过科瓦廖夫与中共联系。罗申与科瓦廖夫互不知情，分别对斯大林负责。

显然，这种机制极易引发误会。

从1948年春起，罗申便不断散布苏联会在国共间调停，以离间美蒋关系（可能也有两面下注的考虑），由于未与中共沟通，造成误会。毛泽东得知罗申的言论后，愤怒可想而知，但苏方尚未正式提出，中共也难正式回应。米高扬此时来华，其目的很可能被误解，甚至将其个人言论视为苏方在摸底、造势，进而给当事人以这样的印象：苏方后来未再提“划江而治”，是中共强硬回应的结果。

微妙的是，苏联与中共在具体问题上已有不少纠纷，以东北为例，1948年2月苏联提出在黑龙江等边界航道建灯塔，苏方负责修，所有权属苏，3月10日毛泽东答复：同意苏方派技术人员来，但费用由中方负担，界标管理权属中方。5月14日，苏方又提出派飞机、轮船沿黑龙江和松花江巡查航线，20日中方回复：“黑龙江为两国边界，同意苏联飞机和轮船巡查，但松花江是中国内河，是否应由中国轮船装备火炮，并雇请苏联专家，定期巡查较为妥当。”

斯大林能感受到毛泽东不满，但不知道为什么不满，在中国问题上，他此前曾多次犯错，也许，如果双方交流充分，误会不难消除，但斯大林必须维系他绝对正确的神话，所以他只好用“胜利者不受指责”等外交辞令来模糊处理。而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他首次对斯大林观点坚决抗争，在他看来，斯大林的道歉只可能是为了“划江而治”，所以毛泽东后来反复提起此事。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真相如何，尚需更多材料。

一本需从字缝中看文章的书

令人好奇的是，师哲为何不正面谈斯大林是否主张过“划江而治”，而是去纠正“南北朝”的措辞？这可能是个安全策略，将来可以用歧义来自我辩白：我谈的是用错词，没谈史实真伪。在书中，师哲常使用这种暗示法。

毛泽东访苏时，三次想和斯大林谈心，倾诉怨言，但斯大林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一次毛泽东指着王稼祥说：他当年也曾反对过我。但斯大林依然没接话茬。

乍一看，这样的细节似乎琐碎，其实背后埋藏着丰富的潜台词：抗战结束后，斯大林在国共和谈中起过不良作用，解放战争初期，毛多次计划访苏，但斯大林一度在国共两面下注，便不断搪塞，到后来斯大林甚至说“苏联各地粮食收购工作已开始，苏共领导人将分赴各地收购粮食”，毛不解地问道：“难道苏联对征粮工作如此重视，竟然使得党中央的各位领导人都要从事这项工作吗？”几个月后，斯大林再邀毛泽东访苏，毛则称身体不适，或说战役正在进行，没时间。

事实证明，恰恰因为沟通不充分，加上新的误会，对后来中苏关系发展留下了阴影。明白了这些，才能懂得毛泽东与斯大林初期谈判为何会陷入僵局，而双方最终突破隔阂、达成协议，也确实展现出两位巨人登高望远的胸襟与智慧，种种关窍，知者心领神会，而不知者只会觉得索然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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