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广阔的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
国际关系学必须以国际关系史学作为基础和主要内容，而国际关系史学也必须以国际关系学包含的种种理论性范式、观念和命题作为一类基本工具。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国际关系史学，就其大者而言之，都需要有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即”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智识恢宏性，或在这个意义上的广阔的视野。在冷战结束前后世界政治的多方面突变和混沌引起的广泛惊诧、困惑和不安之中，善于宏观哲理思考的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想起了在总体理解能力上有巨大进步的地质学。由于发生了板块构造学说这一革命性变革，地质学成了一门”大环境”学科。其智识飞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首次有可能将地球在其地表构造上设想为一个能予以统一理解的整体，并且由此理解在地表某个大部分进行的过程怎么影响其余部分。理解国际政治需要一种与之类似的广阔的、全面的视野，亦即需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国际政治事态发生于其中的舞台或环境，就像充分注意它们本身一样。这么做的功效将是有限的，它并不能使国际政治的观察家和研究者比地质学家们更有可能搞出精确的预测；然而另一方面，这么做能够导致的实践结果仍然非同小可，甚至兴亡所系，生死攸关，因为人们据此至少能够对地震一般的突变有所准备：”我们能事先加固露天看台，加强通讯线路，标明疏散出口，使得紧急救援队处于随时应变状态。”不仅如此，它还能产生远非无关重要的智识兴趣和思想满足：”即扩展我们的理念，因而也扩展我们的梦想–更能理解和适应事态发展的理念和梦想，即使这种事态发展不是天界的玄机神变，也至少是人世的风雨沧桑。”（注：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99；引语见该文最后一段。）
在历史学领域，广阔的眼界、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曾经造就了一个以基佐、米涅和梯也尔为代表的19世纪法国史学界”政治学派”。即使它有着如下所述倘若偏重宏观史就容易有的弊端。按照著名的史学史著作–《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评述，（注：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1959,chapter 10；以下关于基佐的引语见该书第181～182页。）与前一个时期流行的浪漫主义史学相反，基佐和米涅等人的目标大多在于解释而非描绘，其旨趣主要是社会的结构、政府形态的演化和国家互相间的关系。尤其是基佐，他在19世纪30年代的讲座《法国文明史》成为19世纪前半期最伟大的史学成就之一。他”是类似解剖学家解剖一个生物体那样解剖一个社会的第一人，是类似生理学家研究动物机体的功能那样研究社会机体功能的第一人……在抓住事态底下的观念的能力方面，在洞察那些支配外在变迁的内在变更和发现一个时代的思想趋势方面，从未有任何人比得过他”。基佐宣告，历史学家有三重任务：从事历史的解剖学、历史的生理学和历史的外在面相学（external physiognomy），亦即（1）收集和调查事实，研究它们如何互相联系；（2）发现社会的组织和生命，发现左右事态进程的法则；（3）重现一个个已逝事实的活生生的面貌，展示它们的个性形式和特质。用基佐本人的话说，”这些构成历史学，每一部大的历史著作都必须按照这些检验来给予评判。”基佐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高度赞赏的、”在我以前很久……就已论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的主要历史学家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页。）”政治学派”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前成就上述宏大的社会机体历史解释，主要原因就在于具备本节所谈的思想方法和智识素质。（注：然而，也需要指出，基佐和”政治学派”有着倘若偏重宏观史（特别是”科学的”宏观史）就容易有的一大弊端，即履行不了基佐本人说的”历史的外在面相学”任务。基佐”缺乏讲故事和描绘的能力，缺乏图画般和戏剧般的想像力，缺乏对个人和事物个性的兴趣。他的历史记录过于对称均匀。对他的最透彻的批评来自圣伯弗。’从远处来看的历史经历了一种变形……构成历史的愚蠢、野心、成百上千稀奇古怪的偶然事件统统不见了。每一个偶然事件都成了必然。基佐的历史过于符合逻辑，以致不是真的’”。参见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182。）
某些国际关系史学家及其著作很好地表现了广阔的眼界、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是保罗·肯尼迪。差不多贯穿他的所有主要论著的一大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地缘政治眼界和地缘战略分析。尤其在空间方面总体地把握世界政治或区域政治，或者说将局部的、一地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关系置于全球或区域的地理-政治大框架内，体现了他对地缘政治思考的一项难得的突出长处，这对于国际政治和战略考察的裨益不言而喻。此种总体性在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开头对欧洲兴起的根本原因的判断中得到充分体现。（注：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1987,pp.17-22.）欧洲所以能在世界现代历史开始阶段腾跃为世界上最生机勃勃、而后又最强大有力的地区，归根结底得益于它那特殊的地缘条件。欧洲地形支离破碎，众多山脉和森林将各个人口中心隔离，而其气候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很大变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样一种地缘特征，欧洲在1500年后能够超越和压倒中华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波斯帝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世界力量分布中取得压倒性的领先优势。较具体地说，第一，欧洲崎岖多变的地形减少了外部势力入侵的可能性。第二，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有利于产出适于交换的种种不同产品，众多可通航的河流又显著便利了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而周边环海这一状况刺激了造船业并促进了海上贸易，并且最终导致欧洲沿海新的财富中心的确立。第三，欧洲支离破碎的地形，加上其多变的气候，有助于促成并维持政治上的分裂，而这对于欧洲的崛起具有关键意义：不存在任何统一的权威可以有效地阻止贸易发展，不存在任何中央政府可以因其取舍安排而随意使某一产业在欧洲范围内兴盛或衰败，也没有无所不在的苛税体系来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全面的掠夺，正是这样的掠夺严重阻碍了欧洲以外各个帝国的经济成长。不仅如此，为维护生存与独立，欧洲各个分散的和互相竞争的政治实体竞相加强军备，繁荣的武器贸易大大刺激了军事技术在各国的发展，这既阻止了某一个欧洲强国能凭借绝对的军备优势建立大一统的”普遍帝国（universal monarchy）”，也使得欧洲地区在军事领域取得了对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
又如，依凭同样的总体性视野和总体性理解，保罗·肯尼迪确认了工业化进程引发的地缘政治变迁，连同这一变迁导致的国际实力和潜力分布的重大变化趋势。这使得他在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论辩中，更多地站在麦多德而非马汉一边。19世纪后期开始的广泛工业化对地缘政治造成了巨大影响，其结果在于海权相对衰落，陆权相对兴盛。陆上巨型大国在人口和自然资源规模方面拥有潜在优势，而这种优势由于工业革命的扩散有了开发的可能和必然。它们依凭工业化过程，能够获得远大于英国之类传统岛国（以及其他”中等国家”）的工业发展。特别是铁路网络的扩展颠覆了原先海权优势的一项先决条件–同陆上交通相比，海上交通更为便利，成为陆上大国开发其巨大资源、并且因此弘扬陆权的极有力动因。不仅如此，工业技术扩散和铁路发展对海洋国家和陆基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意义：陆上兵力投送更为方便、迅速，从而使传统的海洋国家更难防范陆基国家对其海外殖民地的攻击；发达的铁路与新技术武器如鱼雷、潜艇大大降低了岛国传统的战略利器–海上封锁的效用，同时使这类国家更难保护其海上生命线；工业化改变了战争的规模与进程，拥有巨大人口、领土资源的国家更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规模的持久战争。（注：Paul Kennedy,”Mahan versus Mackinder: 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in 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Eight Stud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83,pp.41-85.”工业化产生的影响在于使各国利用自身占有资源的机会均等化。从长远看，它终将剥夺较小规模的海岛国家享有的优势，赋予庞大的陆基强国更多利益。”（注：Paul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1865-1980,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1,p.23.）这同其他一些根本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美国和苏联这样拥有绝对规模优势的洲级大国决然兴起，相对而言，英国这样的传统岛国和其他”中等国家”急剧衰落。这样一幅历史图景，无论是其宏伟性还是其解释力，都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程度，并且雄辩地指示了有关的历史基本方向。
与本节的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宏观史与微观史的区别以及宏观史的特征。（注：本段的谈论大体依据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一书前言， 引语亦取自该处。参见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历史学家可以分为两类：”分割者”与”聚合者”。”分割者”大多集中于特定的具体史事的精细还原、澄清和分析，并且大多为了他们自己互相讨论或争辩而写作。与之不同，从事宏观史的”聚合者”力求使一个有较宏大主题的史事系统呈现出内在逻辑秩序，或者说将此秩序加诸其上。”他们表达那种试图揭示出整个时期的含义的广泛概论；他们追求使复杂的事态系统化，将历史的混乱、无序和绝对邋遢简化为干净利落的图案，恰好适合书里面各章对称的框架”，并且通常被供给不那么富有专业评判能力的广大读者。在一个课题领域内，”分割者”们的努力加起来可以产生大量细致的专著，然而并无任何总的图案从中浮现出来。在这样的时候，调整”分割”与”聚合”之间的既有成就对比、以利”聚合”的努力至关紧要，为此总体性视野、具有创意的视角和多少贯通全局的主题性理念的塑造必不可少。其目的是在已有的微观史的基础上，达到微观史不能成就的，那就是历史图景获得其总体上的统一性和各局部之间的连贯性，或者说呈现出”总的图案”，舍此不会有真正的历史理解。
文/时殷弘 原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5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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