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德国和意大利：日本治道的榜样

《臣民之道》把世界描绘成一个英美和日本从哲学到政治二元对立的决斗场，但也没有忘了告诉臣民们吾国“此道不孤”。当《臣民之道》下达到各级学校时，日本已经和德国以及意大利订立了反共产国际的同盟，和苏联则刚刚签署了友好中立条约，结束了十多年的紧张关系甚至在外蒙古的武装冲突，使得它可以放手侵华，在太平洋对付英美。在《臣民之道》中，这三个国家是日本仅有的盟国或是友邦。

为什么是这三个国家呢？《臣民之道》不是从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角度，而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明的。它说“增强总体战机制的基本目标”就是“让每个天皇臣民完成由他们各自的社会责任所规定的任务”。虽然“满洲事变”后日本的“民族精神逐步提升，但人民对国家政治整体之基本原则的理解和其天皇臣民的意识还有待于加强”。从这个角度，日本可以借鉴苏联、德国、意大利的体制。

《臣民之道》把“社会主义”列为西方意识形态来拒绝，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肯定号称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治道，说苏联要“通过共产主义实现对世界的统治，为此制定了用阶级独裁来凝聚全国力量的政策。”对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野心（姑且不论这是否是当时苏联外交的目的）的谴责让位于对国内“凝聚全国力量”的赞赏，说明《臣民之道》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国际正义，而是有助于“凝聚”本国国民的手段和在国际上展示的力量。

对纳粹德国，《臣民之道》则远不止是赞赏，而是无条件地推崇和认同。“基于血脉和土地的原则，德国的目标是要摧毁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对世界的统治和它强加于德国的压力为达此目的，它已经在整个民族中建立起对纳粹统治的信心和服从，并正在贯彻总体主义即极权主义。意大利的理想是恢复伟大的罗马帝国，它为达此目的采取的政策和纳粹基本相同。”

中国学者对之批判

对于体现在《臣民之道》中的军国主义思想，中国学者其实很早就有深刻的分析，只是这种学术工作没有普及，导致大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很大程度停留在感性的水平。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前所长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主义体制研究》是国家资助的项目，其中对于《臣民之道》中大力宣扬的日本“国体论”的批判非常有力。

书中说：“以‘国体论’为核心的日本主义是日本军政权势集团推行内外法西斯政策的主要思想武器。法西斯文化统治首先在于自上而下地向国民灌输‘国体论’、日本主义，同时取缔、压制一切有碍于这种灌输的思想、言论和倾向，而‘国体论’又是用来打击、摧残一切异己文化的棍子。首先是盲目鼓吹日本传统文化的无比优越性，大肆宣扬日本精神，同时只对德意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表现好感，让极权主义思想在国内泛滥，而对英美文化采取断然排斥的态度。排斥英美文化是同反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相联系的。英美被看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美文化被看作一切现代社会弊端的根源政府采取各种手段，竭力削弱、杜绝英美文化对国民的影响。”

对于《臣民之道》中同样大力鼓吹的“家族国家”，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李卓教授在1997年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的论文《家族国家观——近代日本政治的误区》中指出，“家族国家观是近代日本的统治者为维护天皇制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运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原理，将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等同起来，以实现天皇对国民进行统治的国家伦理观。”

文章分析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启蒙观念在明治年间得益于文明开化的开国政策，在日本受到一定的传播。但后来“德国国家主义哲学和日本传统的儒学道德相结合”，“决定了明治政权的思想基调。从此，人们所重视并积极实践的是以德国的国家主义来纠正明治初年以来盛行一时的英美功利主义思想和法国的民权思想，在此基础上恢复了曾被启蒙学者猛烈批判过的儒学。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族观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借助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威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从而形成家族国家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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