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民之道》的根本谬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世界范围内民主思潮的冲击，日本大正天皇时期曾经有过一定的议会民主制和党派政治，社会舆论也一度十分活跃，甚至可以说是“众声喧哗”。但进入上世纪30年代，在日本军部、财阀和民间极端势力的合作推动下，明治晚期兴起的军国主义和皇权专制思想的影响迅速上升，占据了社会思潮和政治讨论的高地，自由民权思想受到全面压制。这个历史的急剧转变最终使得《臣民之道》这样的政治宣传成为帝国唯一的意识形态。

今天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应该看到侵略战争毕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对军国主义的认识应该上溯到什么是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又为什么有吸引力这个历史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臣民之道》的思想和逻辑非常有代表性。它在国内和国际意义上有两个根本谬误。然而在当年政治和经济危机下的日本，这些谬误也正是它能够迷惑人之处。

在国内意义上，它拒绝接受现代社会“公民”的概念，用“臣民”来定义个人身份和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个“臣民”虽然没有公民根据宪法所拥有的各项个人权利，但却有来自天皇和国家的深切关爱，他们每个人都是皇国血缘的一分子，组成一个“大和民族之家”，大和子民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姐妹，他们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小辈与长辈之间的孝顺和慈爱。接受这个“臣民”身份的人相信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会分裂这个大家庭，而家族纽带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臣民”身份认同上的“皇民”意识，使得八千万日本人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对国家政治毫无批判意识，沦为军国主义的炮灰。很多人在战败时甚至选择自杀来对天皇“尽忠尽孝”，因为他们相信战败将带来天皇制的毁灭。没有了天皇制，日本就国将不国，它的子民也就没有了家。

在国际意义上，它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它用“文明”话语把世界一分为二，“西方文明”本质上是邪恶的，“东方文明”本质上是善良的。日本和英美之争是善恶之争，背后是哲学理念和人生观的不同。它批判英美的帝国主义霸权，把现实中起码的或者正在发展中的国际秩序说成是丛林法则，可以弃之不顾，从而自己可以公然作恶。它把一套由日本传统文化来定义的含含糊糊的“道德”话语推向国际社会，取代各国都听得懂的国际关系的语言和概念，以此争夺国际话语权。

它利用亚洲国家对西方的不满挑动“东西方”的对立，确立自己在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它不但对自己明治维新时期虚心当西方的小学生、在制度和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并获益巨大的历史闭口不谈，否认自日俄战争以来被西方接纳进强国俱乐部的事实，还把自己说成一直是被西方国家压制，以至连中国正常发展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它眼里都成了英美扼杀自己的工具。

连对中国的侵略，都被说成是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反抗。对反映在《臣民之道》和其他类似文献中的这些话语和说教进行了解，有助于深入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和观念的层次，知道它们究竟是如何为侵略战争辩护，如何让自己的人民心甘情愿做炮灰，又是如何欺骗和迷惑国际舆论。只有在对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有相当的理解，对具体的战争暴行的历史记忆才会更牢固、更鲜活，对类似的历史现象才会更敏感和具有免疫力。

文／程映虹 《凤凰周刊》2015年第8期总第5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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