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长期体现合理回报
日报：那么回报率介于PE和储备之间?
周小川：主要是回报期限比较长，从回报率来讲，要求不一定高，但是由于期限长，可以拿到长期的回报。一般而言，一些期限比较长的项目，初期可能拿不到回报，最初几年是宽限期，但到了后期，回报可能会比较稳定。就比如中东的某些基金，也是需要回报的，只不过对回报的需求没有那么急切。丝路基金将来与这类基金也有合作机会。
从需求的角度看，传统丝绸之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而“一带一路”这个提法很有远见，在地域界限上没有严格设定，有灵活性，覆盖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总体来看，这是一个使得中国更加开放，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的机会。考虑到“一带一路”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较大，产业合作和发展的空间很大，也有创造就业的大量需求，这个战略的推进符合大家的利益和共同努力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累了一些长处和经验，若能将其用于帮助其它发展中国家，会助益大家的共同发展。此外，一些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有区域性，但需要前期的开发，这种机会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较多，因此通过产业合作、分工、相互融合，当地的市场有机会就能发展起来，所以，丝路基金除了有供给，有需求，还体现了克强总理刚在冬季达沃斯上强调的开放包容和合作共赢。
日报：丝路基金是主权财富基金吗?
周小川：丝路基金目前未使用主权财富基金的概念。主权财富基金有一定的国家色彩，它强调“财富”的增加，多数主权财富基金在股票、债券、并购上有显著的配置。丝路基金可能会更注重合作项目。当然，也要避免概念上产生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别人说你是主权财富基金，你的钱给我，就算是国家援助了。丝路基金在外还是应大致上看作PE，是回收期限更长的PE。
日报：但是PE背后一般没有国家战略。
周小川：对中国而言，国家战略并非只强调中国的利益，而更加强调对外开放，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也是全球经济未来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意义就是通过贸易发展，实现大家互利共赢，因此，未来丝路基金管理层在选择项目的时候，显然也会建立在互利共赢的理念之上。“一带一路”已逐步在若干国家领导层面上形成战略共识，而对丝路基金来讲，这是投融资的机会。为此，战略是更高层面上制定并推行的，丝路基金则是抓住机会，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
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日报：有些人把丝路基金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这是否一个恰当的提法?
周小川：我认为这个提法不恰当，“马歇尔计划”是二战之后美国特殊地位的产物。今天，中国人均GDP约7000美元，位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全球的情况和当年美国有很大不同。
中国的一大特点是储蓄率高，这有一系列的原因，有人解释为预防性储蓄，有人解释为文化价值观所致。储蓄率高，一部分资金就会走出去，外汇储备就要走出去。这是由宏观经济恒等式决定的：储蓄多，要么用于国内投资，要么用在国外投资，其中包括外汇储备的运用。外汇储备往往是通过净出口的差额积累而来，从宏观经济恒等式看，其根源之一是储蓄率高。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有人批评我们储蓄过剩，这个批评是否成立暂且不论，储蓄率高有其长处也有短处，但这是不是最佳选择、是不是最佳资源配置?取决于你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既然储蓄率已偏高，外汇储备比较多，而且也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就需要有一部分用于走出去，把资金拿到国外运用，这就是丝路基金要做的事。
中国的人均GDP在全球才刚刚算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我们还在努力“奔小康”。因此，从本质上说，丝路基金和“马歇尔计划”不一样。
日报：丝路基金运用外储走出去，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人民币也正在加速走出去，有没有一些机制和安排可以让人民币和外储结合走出去?
周小川：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如前所述，有贸易顺差就可能会有储备积累，储备积累要么在国家手里，要么在民间。在国家手里，要走出去，在民间手里，民间也会走出去，这是同一道理。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也开始了。这时，就出现了新情况，多出来的储蓄可以不表现为外汇顺差收入导致的储备积累，而是直接以人民币的形式走出去，这中间会有一部分人民币对外汇的替代。不过，目前总体来看，大逻辑还是从储蓄偏多到国际收支顺差，然后到外汇积累(包括民间和官方)，然后是外汇走出去投资的扩大，这是主线。
日报：在丝路基金的对外投资中，人民币和美元可以共同使用吗?
周小川：现在暂时走的还是两条路，虽然背后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联的。人民币走出去的基金目前有两个，一个是上海的赛领基金，一个是云南的云盟基金，两者都是人民币直接走出去寻求投资机会的基金。不排除将来还会有更多人民币基金走出去。从长远来看，有一天中国的对外投资会不以币种为主要特征。不过，目前来看还是有区别的，丝路基金是外汇为主的对外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