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

不假装朴正熙是完美的右派威权，也不假装朴正熙从来都是右派威权。事实正反过来，当上台时，朴正熙对经济发展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是经历了一番试错过程才找到了对外开放之路。

1962年货币改革是个大笑话，目的是为国家主导的经济开发筹募产业资金。军政府最高权力机构“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财经分会委员柳原植说服朴正熙相信：“据说我国华侨私藏的资金有1000多亿韩元。如果能揪出那些钱，就能解决资金困难的大部分。”当时韩元的通货量只有2830亿，华侨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现金？且染指华侨的财产不要脸吧？

1962年6月9日，朴正熙谈话说：“现在仍有很多通过贪污腐败等手段积累的隐形资金，这些资金还没有变成产业资金。”

本次改革把货币单位由“圆”变为“元”，每1圆兑10元，规定只能人均兑换500元现金，剩余的全部强制纳入冻结账户，变为长期储蓄，其实是强制低息借给政府。这侵犯了财产权，也引发了巨大的经济混乱。新旧货币完成兑换后发现，所谓的华侨资金也好，隐形资金也好，都寥寥无几。

美方强烈反对本次改革，要求朴正熙政府解除对所有存款的冻结，否则会重新考虑对韩政策，美国一位官员说：“这次货币改革的目的是把韩国经济引向国有化与计划经济。如果是用于伤损市场经济体制的行为，美国政府不会对韩援助。”朴正熙政府屈服了。除了改了货币单位与币值之外，改革有疾而终。

货币改革失败，令朴正熙从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两条经济发展路线中转向了后者。本来，朴正熙是想搞进口替代，现在转向引进外资推进工业化及培育出口产业，靠“民族资本”建设国营炼油厂被放弃了，改成了引进外国公司来投资。柳原植这类强烈国家统制主义倾向的经济幕僚被弃用，金正濓等了解美国经济及日本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经济实务专家上位。朴正熙本来不懂经济，通过军政府时期的试错与学习，终于找到了正道。

1964年5月第三共和国首届内阁成立后，金正濓“韩国应该向日本学习，靠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的建议被采纳，本人被任命为工商部次官，力推经济自由化，大幅度减少限制进口的产品名录。

所谓进口替代，是发展经济学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就是通过高筑关税壁垒与搞进口配额等限制工业品的进口，以扶持本国相关产业与企业的发展，搞所谓“内向型”经济。迎合了民族主义发展“民族产业”的心理，是一种准计划经济的强势产业政策，与自由贸易及全球化的趋势背道而驰。如果国内市场狭小的韩国当初搞了这个，就没有今日现代韩国了，朴正熙时期也就称不上右派威权了。

出口导向就正常多了，就是把产业瞄向全球市场，但国内资本、技术与管理什么都缺啊，怎么办？那就以本国低廉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与市场吸引外资入驻，参与全球大分工，先从全球产业竞合链与价值链的低端起步，逐步往上爬。无非是先搞接单工厂与OEM。这样，本国就可以逐步积累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韩国最先发展起来的产业是纺织业与电子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可见，韩国搞改革开放，比中国还早了十多年。韩国与中国的成功经验是同构的。例如中国的美的也是从接单做起，等积累了资本与技术，就自创了品牌。这个道路，其实就是金正濓所说的日本道路。亚洲最早搞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就是日本，而且搞成了。

不假装朴正熙搞的是完全的自由经济，只是说，他选择通过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顺应了自由贸易与全球分工的大趋势。在此基础上，他仍学日本搞产业政策。
韩日关系正常化

外交为内政服务。朴正熙政府要发展经济，韩日关系正常化是重中之重，尤其确立在出口导向战略之后更拖不得。其一，出口导向学的就是日本。其二，1964年东京奥运会召开之时，日本已是发达国家了。韩日一水之隔，韩国想承接日本的产业转移，吸引来自日本的资金、技术与管理，与日本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否则日本企业家会因为忧虑反日与投资没有保障而不敢在韩国下注。

英雄所见略同。后来邓小平认识到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与美日邦交正常化，所以复出后，最初出访的国家为日本与美国。1978年10月，邓小平出访日本。1979年1月底2月初，又出访美国，那时距中美两国建交还不到一个月。美国是韩国的盟邦，不在话下。但日本就不一样了。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逐步吞并了韩国。二战后韩国独立建国。在韩国知识界与舆论界，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高涨。这种情绪掣肘了韩国改善与日本关系的努力。政变后，朴正熙把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视为外交重点，考虑到国民情绪，许多外交努力是秘密进行的。

1961年10月20日，韩日第六次会谈，由于双方分歧巨大和各自国内的反对，会谈被拖延。1961年11月，朴正熙访日，双方就加速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达成共识。

索赔权问题。1962年10月，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钟泌访日，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达成《大平-金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日本提供无偿、有偿经济合作资金，来解决韩国提出的索赔权问题。

2005年，韩国公开了有关1965年“韩日索赔权协定”主要协商结果的5份文件。韩国要求日本向103万多名曾被日本征兵和征用的韩国人总共赔偿3.64亿美元。经过协商，朴正熙政府从日本接受了相当于赔偿性质的3亿美元无偿资金、2亿美元有偿贷款和3亿美元私人贷款。

道歉问题。1965年2月17日，日本外相椎名访韩，其到达声明说：“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中也有一段不幸时期，对此我实在表示遗憾，也进行了深刻反省。”这是日本首次正式对韩国日据时期的统治表示道歉，排除了日韩正常化的一个障碍。为了这个道歉，韩国的外交人员也做出了不小的努力。

韩日基本条约。随后，韩日外长为达成韩日基本条约做最后的谈判，有两个分歧严重的基本问题，一是两国间所有条约无效的起始时间，韩国主张从1910年日韩条约签订算起，日本主张从1951年旧金山合约签订算起，实质是日韩合并时代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大韩民国的管辖权问题。韩国要日本承认“大韩民国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只同意将韩国的管辖权局限于停战线以南，以保留与朝鲜建交的权利。

最终，这两个问题得以解决，日韩基本条约签订，日韩关系正常化。在条约正式文本中，“确认1910年8月22日以前大日本帝国与大韩帝国间缔结的一切条约和协定业已无效”（第二条），韩国的要求得以满足。“据联大第195号决议所明示，确认大韩民国政府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条），韩国的要求形式上得到了满足，但这是一种表述，两种解释，双方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观点。

日韩关系正常化、吸引日资来韩，是韩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一环。此后，韩国经济开始起飞。朴正熙能够顶着民意做出这样的决策，殊为不易，该坚守的坚守，该劝说的劝说，该妥协的妥协，该搁置的搁置，显示了高超的外交手腕，以最小代价达成邦交正常化。
结语

最后，对朴正熙时代的右派威权做两点评价。

其一，这种右派威权并不完美，尽管是商业导向与出口导向的，但政府手中的权力与资源实在太多太大，这就必然导致设租寻租。朴正熙是一个勇于自我牺牲的理想主义者，本人的廉洁没有问题，但他的下属就未必了。

而且，政府产业政策的结果，是资源向政商关系好的大企业转移，这就造成了大财阀现象，给经济带来了系统性风险。2012年，韩国三星的营收占GDP的20%，试想三星要是垮了，韩国该倒退多少年。三星的做大做强正是受惠于朴正熙时代的产业政策。

其二，根据第一点，朴正熙的右派威权是打了折扣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过大的政府权力掣肘作用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有内生的不稳定性，进一步转型的要求也就提上日程。也许完美的右派威权是稳定的，但问题在于现实世界没有完美的右派威权。

不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朴正熙的右派威权，就没有自由、繁荣与文明的现代韩国。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史哲 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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