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决策难觅科学化、民主化影子

早在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就明确指出，要“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

但是，TD的决策过程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丝毫没有“科学化、民主化”的影子。不仅如此，在行政命令推广之后，几乎所有持不同意见的声音都被封杀。对此，全国广大电信员工和技术人员都早已深有体会。笔者曾在接受权威媒体的一次采访之后，被记者当场告知，上级主管部门规定，对TD“只许讲好，不准说坏”，所以采访内容无法发表。如此，连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都被剥夺，还谈得上什么“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还谈得上什么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今天对于“TD式创新”的讨论，意义重大。几百年前的“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绝不仅仅是科学上的争论，其核心是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同样，今天对于TD的争论，也绝不仅仅是一场技术争论，而关系到中国基本的决策机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TD的错误决策，今天已经盖棺定论。但是多年来在这种机制下所做出的错误决策，远不止这些。在此，笔者不禁要问一句，全国人民用自己的血汗钱为你们交了一次又一次的“学费”，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毕业”？

那么，如何才能够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决策权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在市场中，消费者自然会选择最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通过“用脚投票”，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这就迫使企业选择最适合的技术和设备。华为、中兴就是在全球电信设备制造业的竞争中，而不是在TD的保护下，脱颖而出的典型。这就是“无形的手”，其力量远远胜过任何领导和专家。

同时，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对消费者这个“上帝”的起码尊重。消费者是谁？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TD式创新”恰恰从来没有考虑过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技术发展的目的。TD的鼓吹者，历来只强调“国家利益”。但是，这个空洞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到头来还是个别集团和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拉着国家的大旗作虎皮，一次又一次把几千上万亿元属于全国人民的国有资产，就这样无情地抛入大海或中饱私囊。

因此，对于以TD-SCDMA为代表的“TD式创新”，必须彻底批判。对其责任人，必须按照相关决策追究责任。非如此，就不能真正转变中国长期以来错误的决策机制，像TD这样的、甚至是更加惨痛的损失，就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出现。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阚凯力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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